你这个症状，他开了个方子，你试试。”
老李收了药，但没煎。等王婶走了，他把药包放在桌上，对阿黄说：“没用的，我这病，吃药也没用了。”
阿黄不懂“没用”是什么意思，但它能感觉到老李的绝望。那种绝望不是大喊大叫，不是痛哭流涕，而是一种深沉的、静默的放弃，像秋天的落叶，悄无声息地飘落，再也没有飞起来的力气。
九月初，老李的儿子回来了。
阿黄第一次见到这个人。他四十岁上下，穿着笔挺的西装，拎着黑色皮包，脸上架着金丝眼镜。他走进院子时，阿黄立刻警觉地站起来，喉咙里发出低吼——陌生人的气味，而且这气味里带着一种它不喜欢的东西：急躁，不耐烦。
“爸！”男人喊了一声，声音很大，把树上的麻雀都惊飞了。
老李从堂屋里出来，看到儿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建军？你怎么回来了？”
“妈给我打电话，说你病得厉害。”李建军皱着眉，上下打量父亲，“怎么瘦成这样了？去医院看了吗？”
“看了，老毛病。”老李轻描淡写地说，转头看向阿黄，“阿黄，别叫，这是建军，我儿子。”
阿黄停止低吼，但依然警惕地盯着李建军。它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他看老李的眼神——那眼神里有担忧，但更多的是一种审视，像是在评估一件物品的价值。
李建军在老家住了三天。这三天，阿黄的生活被打乱了。
李建军坚持要带老李去市里的大医院检查，老李不肯，父子俩吵了几架。李建军说老李固执，老李说儿子瞎操心。吵完架，李建军就出门，说是去镇上找同学，一去就是大半天。
老李一个人在家，坐在藤椅上，看着儿子离去的方向，很久不说话。阿黄趴在他脚边，能感觉到老人的失落——那是一种比病痛更伤人的东西。
第三天晚上，李建军收拾行李准备走。临走前，他把老李叫到堂屋，父子俩关着门说了很久的话。阿黄趴在门外，耳朵贴着门缝，但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听到李建军的声音越来越高，老李的声音一直很低。
最后，门开了。李建军走出来，脸色很难看。他看到阿黄，停了一下，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钞票，放在桌上。
“爸，这钱你留着，想吃啥买啥。”他说，“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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