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看着她。
“医生说走得很安详。就是睡着睡着，没再醒过来。”王婶拿手背抹了一下眼睛，抹完又有新的淌下来，“他临走前托人给你带句话——说对不起你，让你在屋里等了那么久。”
巷子里有人经过，看见王婶在哭，脚步慢了一下，又加快走过去了。阿黄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脖子伸得直直的，看着王婶的嘴唇一张一合。
“你懂不懂？”王婶摸着它的头，手很重，重得像是想把这句话按进它的骨头里，“他不会回来了。”
阿黄把鼻子凑到王婶手腕上，闻了闻。王婶身上有洗衣皂的味道，有葱花味，有刚才走过护城河边沾上的水汽味。没有烟草味。没有铁锈味。没有老李的味道。
它从王婶手底下退出来，走回屋里，走到藤椅前。藤椅上搁着那片凉透了的红薯、一张旧照片、半包香烟和一个打火机。老李的棉袄搭在椅背上，袖子垂下来，袖口磨得发亮。闹钟还在走，咔嚓咔嚓。香烟盒旁边落了一片梧桐叶，是昨天晚上的风送进来的。
阿黄把前爪搭在藤椅上，凑近那件棉袄，深深吸了一口气。
味道还在。
很淡很淡了，但还在。棉袄领子上有老李后颈的味道，袖口有他擦汗时留下的咸味，口袋里有烟草碎屑的苦香。这些味道还活着，还在纤维和针脚之间游荡。阿黄把整张脸埋进棉袄里，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低的、拉得很长的哀鸣。
那不是吠，是哭。
王婶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她看着那条土狗把脸埋进旧棉袄里，脊背轻微地起伏着，尾巴夹在两腿之间，四条腿像是在地上生了根。屋里没有开灯，秋天的光从窗户照进来，把那条狗和老李的藤椅一起笼在光里。
她抹了一把脸，轻轻把门掩上，走了。
那天下午，阿黄把屋里所有老李的东西又整理了一遍。它叼着那双拖鞋从床边挪到藤椅前，端端正正摆好，鞋尖朝外，和老李每次脱鞋时一样。它把闹钟旁边的老花眼镜用鼻子推了推，推到闹钟正下方，镜片朝上。它把那盒受潮的香烟从藤椅上叼回扶手处，又叼回来，反复了三次，最后停在扶手正中间的位置。它把照片从藤椅上叼下来，放回五斗柜的抽屉里，又叼出来，放在老李的枕头底下——那是老李每天晚上放照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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