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最低风险准备金比例(可混合:现金、审计配额、沟通班次、准备金占用);
*必须设“损失吸收层”:先由服务商自有资本吸收,再触发再保险,再触发强平;
*禁止无资本的“纯平台代理”出售兜底承诺;
*再保险链路必须登记穿透,不允许无限层级嵌套。
这等于把保险服务商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共处银行”。
银行化会降低自由度,但会提高稳定性。
周砚说:
“只要你卖的是承诺,你就不是自由职业者,你是公共信用的一部分。公共信用必须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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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最微妙的风险:对冲会不会让人更敢冒险?
这是道德风险的经典问题。
当企业可以买保险、做互换,他们会不会更敢签高冲突票据、更敢踩表达边界、更敢压缩对齐时间?
如果会,那么衍生会把共处体系再次推向超发。
为此,清算所引入一条很硬的规则:
**对冲不降低原始责任。**
具体表现:
*买保险不降低主体自身共处利率;
*做互换不降低主体自身抵押追加义务;
*对冲只能提供额外资源,不可替代主体承担;
*若主体在对冲状态下反而增加空头承诺,将触发更高共处利率与更严格审计;
*对冲产品必须在意义票据上明示,避免“隐形保险”导致不当激励。
这让对冲回到正确位置:
它是缓冲,不是免罪。
周砚说:
“对冲不能变成勇敢药,它只能是止痛药。勇敢必须靠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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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二级市场的诱惑:有人开始交易“意义票据信用”
衍生体系成熟的下一步,几乎必然是二级市场。
很快,市场出现一种灰色提议:
“既然意义票据有信用评分,那我们能不能交易票据信用?比如买入高信用票据获得更低共处利率、卖出低信用票据获得风险收益?”
这听起来像创新,但本质是投机。
一旦票据信用可交易,就会出现:
*信用泡沫:高信用被炒到脱离兑付能力;
*信用挤兑:一旦某高信用票据违约,市场恐慌;
*信用操控:有人通过包装、宣传、联盟抬高信用评分。
这会把共处体系推向金融市场那种“情绪价格波动”,而共处体系承受不了这种波动——它的底层资产是社会关系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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