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他成绩不够，不能贴照片。小胖有点难过。”
林海心中一动。林澈感知到的，或许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学校评价体系中的、单一化的“标准”压力。这种压力，会不会是“肃正者”极端情绪的根源之一？
“小澈，你觉得，什么样才是‘好’学生？”林海问。
林澈想了想，慢慢地说：“认真听课，写作业，是好的。但小胖画画好，也是好的。小玲跑步快，也是好的。可是……好像只有第一种‘好’，才能贴照片。”
孩子的直觉，再次触及了核心。凶手所愤懑的，可能正是这种僵化的、唯分数论的、忽略个体差异的“标准答案”式教育评价体系。他将自己对这种体系的憎恶，扭曲成了对具体个体的“审判”和“清洗”。
几天后，一条关键线索浮现。侦查员在翻阅一份八年前的旧档案时，发现了一起当时闹得不大但处理过程有些争议的事件：一个名叫吴俊的男生，当时高三，因多次“不遵守课堂纪律”、“顶撞老师”、“成绩起伏大”，被班主任（正是第一位死者郑国强）多次严厉批评，并在一次模拟考后被当众嘲讽“烂泥扶不上墙”。吴俊情绪激动，与郑国强发生言语冲突，事后被年级通报批评，并差点被取消高考报名资格（后经家长多方沟通才保住）。吴俊当年高考发挥失常，只上了一所很普通的大专，据说此事对他打击很大。其父吴建国，当时是一名工厂技术员，性格内向固执，曾多次到学校理论，认为学校处理不公，扼杀了儿子前途，言辞激烈，给当时接待的行政人员（包括第二位被警告的后勤老孙，当时他曾帮忙劝解）留下深刻印象。
吴俊毕业后与家里联系渐少，现状不明。吴建国则在儿子高考后第二年，因工厂改制下岗，后来似乎做过一些零工，生活不太如意。有邻居反映，吴建国近年来变得更加孤僻，常常自言自语，对“现在的教育”和“不负责任的老师”怨言颇多。
吴建国，五十五岁，下岗技术员，懂一些机械和化学常识（原工厂涉及），性格偏执，对育才中学、尤其是郑国强和老孙有旧怨，对教育体系极度不满……这些特征与“肃正者”的侧写高度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