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是，我无法把这些分析告诉肖海，因为在那下意识的、“半秒钟”的思考之后，我就烧坏大脑晕过去了。
不过这种忐忑没有持续太久。
随着自愈基因修复大脑，我逐渐从混沌中苏醒过来，同时还陷入了一种非常诡异的、被动回忆的感觉。
像是人生最后的走马灯，又或是某种难以名状的力量、用难以理解的方式、在我脑海中投映了一部电影。
一幕幕的画面接连闪过，从孩提时模糊的记忆，到童年、少年、青年……部分画面之间并不连贯，甚至存在较大的断裂，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它们的整体连贯性。
我像个旁观者一样木然的看着，却又不是完全的木然。
在理性的角度上，它们对我来说是极其陌生的，可是在感性上，我对那些第一次看到的画面、产生了一种微妙的熟悉感，仿佛那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是十一号……我是庄湘的师兄……是肖海的发小……是杨佩宁的学生……”
随着感性上的“熟悉”逐渐累积，我开始在画面中加入自己的声音，试图以此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让自己尽量保持在客观的角度上——可惜效果不是很好。
在决定“记忆植入”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或者说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忽略了一个情况。
“记忆植入”需要的“两个小时”，是现实中、也就是肖海在等待中经历的时间。
可是对我这个记忆受体而言，我所经历的，是名为“伊南娜·塔布里特”的42年——实际没有这么久，不过肯定比我记忆中的、“我”的人生要久一点。
这是一个危险的情况。
在“多重人格障碍”的诊断中，有一个可以简单辨别主副人格的方法，就是确定不同人格的“记忆时长”。
通常情况下，主人格受到超出心理承受极限的重大刺激、又无法向外界寻求帮助时，才会将创伤体验转向内部“分裂”进行消化。
因此，副人格的出现时间必然在主人格之后，所以副人格的“记忆时长”，通常是比主人格要短的。
当然，这个方法的结果并不完全准确，毕竟人格分裂的诱因不同，不同人格的记忆可能完全隔离，也可能出现单向渗透、或是不定向的碎片化渗透。
但这不影响我将要面对的难题——作为一个“人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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