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书信，有商讨军情的急报，有争论策略的私信，也有互相鼓劲、抒发抱负的寻常信件。
他随意抽出几封，就着灯光，与书案上刚刚送来的、关于三大派系近日往来的公文抄件并排放在一起。
目光在两者之间来回移动。
最终目光落在许多年前的信纸。
“......里长，罗刹鬼的骑兵凶，但咱们的土雷和壕沟更狠，又宰了他们一个百人队，就是棉衣不够，好多弟兄冻伤了，你答应开春给咱们送来的郎中和大蒜，可别忘了！”
“对了，抓到几个舌头，说欧罗巴那边也不太平，咱们的机会是不是来了？”
这是张献忠写的，字迹潦草，文法粗疏。
但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一种粗糙的、滚烫的、混杂着生死忧患、对胜利的渴望、对“人人有饭吃”这个朴素理想的执着，以及战友之间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托付。
真切得仿佛能听到声音，看到说话人脸上的冻疮和眼中的光芒。
再看今日的公文。
“为妥善应对当前灾害，保障救援与重建有序、高效开展，建议依据《红袍防汛抢险特别条例》第七条第三款及《赈灾协调法》第四章相关规定，......现提请审议......”
这是民会工程委员会呈文，措辞严谨，格式规范，引经据典。
同样的纸张，类似的议题，甚至某些核心词汇红袍，百姓等等都高度一致。
可气息，却天差地别。
许多年前的信，是“我们”在泥泞、血火、饥饿和寒冷中，背靠着背，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和渺茫的未来，用最直白的话，商量着怎么活下去，怎么实现那个让“人人有饭吃”的梦。
那个“我们”，边界或许模糊，但内核是滚烫的、一体的。
今日的公文，是“我们民会”、“我们启蒙会”、“我们复社”，在窗明几净的会议室和书房里，用精心打磨的词句和无可挑剔的规则，论证着为何该由“我们”来主导，如何防止“他们”夺权，怎样在救灾中扩大“我们”的份额和影响。
这个“我们”，边界清晰，壁垒森严，内核是精于计算的、排他的。
魏昶君放下手中的新旧文书，久久沉默。
一种深切的、几乎令人窒息的悲凉，缓缓漫上心头。
不是愤怒，不是失望，而是一种看清了某种巨大而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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