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光阴，在个人是漫长煎熬，在奔涌的时代洪流前，却短得如同一匹展开的绸缎，尚未看清经纬，便已哗然掠至末端。
天津，这座因漕运而兴、因条约而开、又因“北方联合工业区”而被注入狂暴工业激素的城市，在过去的一千多个日夜里，经历了它自诞生以来最剧烈、也最诡异的一次“生长”。
数字本身便足以令人头晕目眩。三年前，天津卫及周边县治，登记在册人口不过八十万出头。
三年后，最新的《直隶户政简报》上，那个墨迹淋漓的数字是。
五百二十万。
四百四十万人的净增，不是自然繁衍，是涌入，是填塞，是如同一只巨手，将无数人、物、钱，强行从四面八方、乃至万里之外，塞进了这片位于渤海湾顶端的冲积平原。
这四百多万人里，成分复杂如海河倒灌时的泥沙。
有近四十万，是响应，或者说被迫服从《全球经济主体集中管理暂行管理办法》，带着惊魂未定和残存家当，从南洋、西域、美洲、乃至欧罗巴各地陆续迁回的富商巨贾及其核心雇员、家眷。
他们是第一批“种子”，也是第一波“潮水”。
紧随其后的，是嗅着金钱气息而来的、天南地北的冒险家、投机客、破产者、手艺人、破产农民、乃至无处可去的流民。
他们像依附鲸群的鱼，围绕着这数十万“新贵”，试图在泼天的财富流动中，分一杯残羹，寻一条活路。
于是，天津以一种近乎病态的速度，膨胀、变形。
原本的城墙早已被推倒，城墙砖成了新建筑的地基。
城市沿着海河两岸，向着四面八方毫无节制地蔓延。
大片大片的农田、苇塘、荒地被迅速推平，铺设上碎石和沥青，成为一条条宽阔得近乎奢侈的新式“大道”。
大道两侧，如同被施了魔法，无数新建筑拔地而起，争先恐后，直插灰蒙蒙的天空。
不再是传统的青砖灰瓦四合院，而是各种光怪陆离的风格混杂。
有模仿欧罗巴古典主义的银号大厦，巨大的花岗岩立柱，青铜包裹的大门，门前蹲踞着石狮。
有线条简洁、玻璃幕墙占了半面墙的百货公司，橱窗里陈列着南洋的橡胶玩具、法揽西的香水、欧罗巴的钟表，在精心布置的电灯下熠熠生辉。
有高达七八层、外墙贴着彩色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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