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刊登了赵老栓的文章，标题就叫《一个泥腿子说的话》。
编辑很有心，在文章前面加了一段按语：“本文作者赵老栓，中原原山东佃户，阿肯色州马骡县棉农，夜校学习一个月！文章原稿有错别字四十七处，编辑仅修正字形，未改动一字一句。”
文章一出，炸了锅。
启蒙会控制的那些报刊，本来还在高谈阔论“农民投票权的理论与实践困境”，这下被一个泥腿子用最糙的话怼了回来，一时不知道怎么接招。
徐宗衍在开垦州启蒙中枢院的书房里，拿着那张《红袍农人报》，看了三遍。
“赵老栓……”他念着这个名字，皱了皱眉。
秘书在旁说：“徐先生，要不要我们也登文章回应？”
徐宗衍摇了摇头。
“不！不要跟一个农民在报纸上吵架！你越吵，他越出名！我们越掉价。”
“那怎么办？”
徐宗衍想了想：“去找几个农民出身的文人，让他们写，用农民的话，说启蒙会的道理。”
秘书愣了：“农民出身的文人？”
“上过大学、读过书、现在在学界有地位的，祖上是农民的，多的是，让他们写，署名用真名，就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文章要写得通俗，不能太学术。”
“是。”
三天后，一批新文章出现在各大报刊上。
一位名叫陈树生的社会学教授，在《红袍美地评论》发表长文《农民组织化的路径选择》。
文章说，他父亲就是农民，他从小在田埂上长大，所以他比谁都了解农民。
文章先肯定赵老栓“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然后话锋一转：“但投票权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谁嗓门大谁就有理。投票需要信息、需要判断、需要长远眼光。
目前的农村，信息闭塞，农民缺乏判断依据，仓促推行普选，很容易被地方豪强利用。”
文章最后建议：“农会可以先做经济合作，等农民的组织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提升后，再逐步赋予政治权利。”
写得比之前的文章软多了，可意思没变，那就是农民现在还不配。
魏昶君在闽南县读到陈树生的文章时，正坐在一辆开往广府州的火车上。
广府州，就是后世的加利福尼亚。
这里华人多，白人也多，是红袍美地西部最富庶的农业区。
闽南县是广府州中央谷地的一个县，盛产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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