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村口有棵歪脖子槐树，底下摆着几张破桌，几个老人坐着晒太阳。他上前搭话，说是路过行商，打听本地收成。
“收成？”白发老头咧嘴一笑，缺了两颗牙，“去年秋粮没收齐，今年种都不想种。说裁税，可赋单照旧贴墙上，里正拿着鞭子催缴，不交就扣牛。”
“新政贴了吗？”陈长安问。
“贴了。”另一个老头指了指祠堂墙角，“就在那儿，糊了半张，风吹雨打的，字都看不清。”
他走过去看，果真有一张告示残片钉在木板上，边角卷曲发黑，内容只剩“减免苛捐”四个字，其余被泥渍盖住。旁边还贴着一张红纸，写着“本年度赋税征收完毕”，日期是三天前。
他又走访三户人家。第一家男人卧病在床，女人说丈夫因争水被打伤，官府不管；第二家灶台冷清，孩子面黄肌瘦，称“登记表交了，没人回音”；第三家倒是拿出一张凭证，编号清晰，可对照农政司下发的区域分配表，这个编号根本不在本村配额内——明显是伪造或挪用。
他站在第三户院门口，望着屋檐下挂着的干辣椒串，颜色已褪成灰褐。鸡在院子里刨食，一只瘸腿的老狗趴着不动。屋里传来孩子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
走出村子时，日头偏西。他没回头，径直走向通往下一个村落的小路。沿途所见大同小异：告示张贴却无人解读，凭证发放但流程卡顿，百姓对新政抱有模糊期待，却又因迟迟不见实效而心生倦怠。有人说起“陈公子”三个字还会点头，可语气里不再是上一章结尾那种“他们开始信了”的笃定，而是掺了怀疑的叹息：“人好，可管得了天下，管得了下面这些小鬼？”
他在一处田埂尽头停下。眼前是一条断渠，原本该连接主河道的地方被土石封死，旁边立着块木牌，写着“待修”。他蹲下身，抓了把土，在指间捻开——干燥、板结，毫无水分渗透的痕迹。
风刮过来，吹动他衣袍下摆。他从袖中摸出那只旧竹哨，铜身磨得发亮，哨口有道细微裂痕，是早年坠河时磕的。他轻轻摩挲片刻，想起昨夜东阁灯火通明，苏媚儿分好三色签，官员们脚步变快，文书堆成山却终于有了秩序。那时他以为，规则一旦立下，便会自行运转。
可现在他知道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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