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技术员和工人的努力。所以，我们的摸排工作，必须讲究方法，必须实事求是。
总的原则，我看就是三条：第一，重现实表现。一个人过去的历史要搞清楚，但更要看他现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了什么。第二，重技术贡献。在我们技术单位，业务能力、对项目的贡献，是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第三，重群众评议。一个人怎么样，朝夕相处的同事、工友最有发言权，不能闭门造车、主观臆断。”
他说得很慢，字斟句酌。
在座的都是骨干，有些人面露忧色，有些人则若有所思地点头。
王建国知道，自己这番表态，既是在统一小组内部思想，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自己即将采取的行动划定边界、寻求共识。
具体工作开始了。
第一步是组织全体人员学习文件，提高认识。
王建国亲自做动员，他没有危言耸听，而是着重讲了“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的道理，强调向组织坦白历史问题是忠诚的表现，组织会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同志。
然后，下发了统一格式的《干部/职工历史情况登记表》，要求每个人如实、详细地填写，尤其对1949年以前的经历、社会关系、参加过何种组织等，不得隐瞒。
表格收上来后，真正的考验才开始。
王建国带着两个政治上绝对可靠、口风也紧的同志，开始逐一审阅。
他要求小组成员：第一，所有材料严格保密，仅限于小组成员知晓；
第二，审阅时重点关注是否有明显隐瞒或矛盾之处，对于一般性的历史经历（，不要过度解读；
第三，将每个人的历史情况与其进入指挥部后的现实表现、技术贡献、群众关系进行对照。
当看到唐修齐的表格时，王建国的眉头微微蹙起。
唐修齐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里，如实填写了“兄长唐经纶，1948年赴美留学，现居波士顿，从事科研工作，联系较少”。在“是否参加过其他党派或政治组织”一栏，他填写了“在美留学期间，参加过当地留学生组织的‘科学救国促进会’，属学术联谊性质，1949年新国家成立后即中止联系”。这两条，在当前的氛围下，无疑是敏感的“海外关系”和“历史复杂问题”。
王建国回忆起与唐修齐共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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