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部门发言的细微差别和潜在倾向，揣摩着政策风向那难以捉摸的摆动。
他更加有意识地经营着与陈正部长秘书李秘书的关系，不谄媚，不逾矩，但总能“恰好”在对方需要一些专业信息支撑，或者对某个技术问题感到困惑时，提供清晰、准确的解答，逐渐赢得了对方一定程度的信任和倚重。
而对那个意外出现的“变量”——沈墨，王建国则采取了一种更加迂回、更具试探性的接触策略。
他不再主动去找沈墨讨论具体技术，那样目的性太强。相反，他开始“偶然”地与沈墨在一些更公开、更“安全”的场合产生交集。
比如，在部里图书馆，两人可能会“恰巧”对同一本新到的外文技术期刊感兴趣；
在食堂吃饭，王建国会“自然而然”地坐到沈墨旁边那桌，听到沈墨与同桌另一位老工程师争论某个理论问题。
沈墨的观点往往尖锐而独到时，会在一旁若有所思地点头，或者提出一个中性的、促使思考更深一步的问题。
渐渐地，一种基于对技术本身纯粹兴趣的、极其脆弱的默契，在两人之间建立起来。
他们从不谈论工作之外的事，不打听彼此的过去，不评论任何政策或人事。
他们的交流，严格局限在技术概念的辨析、工艺流程的推演、以及某个最新公开报道中提及的国外技术动向的合理性探讨上。
沈墨依旧言辞简练，带着一种学者般的较真和不易察觉的傲气，但他似乎开始认可王建国扎实的技术功底和清晰的思维逻辑，偶尔会多说几句，甚至会从他那似乎取之不尽的知识库中，抛出一点让人眼前一亮、却又点到即止的“私货”。
王建国像对待一件精密而危险的仪器，小心地维护着这种关系。
他从沈墨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零星的技术灵感或信息碎片，更是一种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思维方式——那是一种更加接近技术本质、更少受当下条条框框束缚的、带着某种“世界性”眼光的思考方式。
这对他暗中筹划的肉联厂“有限升级”方案，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同时，通过与沈墨这种“非主流”技术人员的有限接触，他也隐隐触摸到了部里乃至更高层面，在技术路线上可能存在的、更深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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