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等表态性语言，但在具体问题和需求上，毫不含糊，数据详实。
他知道，这份报告送到部里，尤其是送到那些被跃进热情冲昏头脑的领导面前，很可能会被视为“叫苦”、“讨价还价”，但他必须这么做。
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为基地设置的第一道缓冲。
等待部里回复的日子里，压力从外部汹涌而来。
报纸上、广播里，几乎每天都有各行各业“放卫星”的捷报：某县土高炉日产铁超万吨，某公社水稻亩产超万斤，某小厂用简陋设备造出了精密仪器……这些明显违背常识的消息，却被大肆宣扬，奉为“破除迷信”的典范。
兄弟单位、甚至一些条件远不如他们的地方小厂，也传来“喜讯”，声称用“土法”搞出了高产量、高质量的生物制品。
部里的电话、电报催问进展的频率越来越高，语气一次比一次严厉，要求他们“尽快拿出像样的成果”、“不要落在后面”。
指挥部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
一部分年轻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被外部狂热气氛感染，觉得王建国太保守，束缚了大家的手脚，私下议论“别的单位能放卫星，我们为什么不能？”“是不是领导怕担责任？”。
甚至有人偷偷写“小字报”，贴在食堂门口，不点名地批评“某些领导思想右倾，跟不上跃进形势”。
老林副书记虽然未公开支持这种言论，但态度暧昧，在开会时，会“顺便”传达一些其他单位“敢想敢干”的“先进经验”，无形中给王建国施加压力。
最让王建国感到寒心和愤怒的，是来自技术队伍内部的一种危险苗头。
一天晚上，陈经纬脸色难看地来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低声说：
“王司长，有人找我，建议……建议我们把最近几批质量特别好的产品集中到一天出厂，作为‘高产日’的成绩报上去，或者……或者把实验室里小试成功的样品，稍微‘加工’一下，说是车间中试的阶段性成果，先应付过去，缓解一下上面的压力。”
王建国猛地抬起头，盯着陈经纬：“谁的建议？”
陈经纬犹豫了一下，说了两个名字，都是指挥部里平时表现不错的中层技术干部。
王建国沉默了许久，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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