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上午10时，广州中山纪念堂
阳光透过穹顶的天窗，洒进万人礼堂。
座无虚席。
过道里挤满了人，窗台上坐着人，连门口的台阶上，都密密麻麻地蹲着人。
礼堂正前方，悬挂着巨幅白布。
上面是用毛笔工整抄写的阵亡将士名录。
第一行墨迹尤新，在阳光下，像一滴凝固的血：
“罗店无名高地守军，全排四十二人，阵亡四十一人，最后一人重伤不治，于二月十四日凌晨三时殉国。”
名单很长，已经写满了三块布，还在不断增加。
墨迹未干，在灯光下反射着微光，像一行行泪。
会场寂静无声。
连婴儿都不哭。
只有阳光，缓缓移动。
陈树坤走上讲台。
他穿着朴素的灰布军装，没有勋章，没有绶带。
脸很瘦，眼窝深陷。
他手里没有讲稿，只有一沓厚厚的电报纸。
纸张边缘，已经被磨得发毛。
他走到话筒前，站定。
沉默了三秒。
这三秒，寂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然后，他开口。
声音不高，有些沙哑，但通过扩音器，传遍礼堂，传向门外广场上的十万人，通过电台的电波，传向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各位同胞，各位将士，各位在天的英灵。”
他举起手中的电报纸。
纸张在阳光下，微微颤抖。
“今天，站在这里，我怀里揣着1万多人阵亡名单。”
“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母亲等不到的儿子，一个妻子盼不回的丈夫，一个孩子再也见不到的父亲。”
他顿了顿，声音更哑，带着一丝哽咽：
“他们死在罗店，死在宝山，死在吴淞口。”
“死的时候，很多人还不满二十岁。”
“有个兵，叫陈阿水，广东台山人，十七岁。”
“他战死时，怀里还揣着半块没吃完的饼，和一封家书。”
“信上写：‘阿妈，部队吃得饱，穿得暖，长官待我好。打完鬼子就回家娶媳妇，给您生个大胖孙子。’”
台下，传来压抑的啜泣声。
此起彼伏。
陈树坤抬起头，目光扫过全场。
阳光落在他脸上，照亮他眼底的血丝。
“有人问我：陈树坤，你凭什么把湘粤子弟送去上海死？你有什么资格，让这些后生为你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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