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2日，凌晨7点。
河内。
法兰西印度支那总督府书房，昏黄吊灯悬在半空。
光晕裹着红木书桌，映亮皮埃尔·博杜安总督的丝绸睡袍，泛着柔润光泽。
他端着波尔多红酒，酒液在水晶杯里晃出暗红流光，正对墙上巨幅印支地图出神。
窗外，巡夜士兵的皮靴声敲过石板路。
红河货船的汽笛，揉着热带湿甜的夜风，飘进窗缝。
殖民地的夜，慵懒、宁静，带着居高临下的安逸。
轻叩声响起，很轻。
“进来。”
副官让-克劳德推门而入，手里攥着译毕的电报，脚步急促，脸色绷得发紧。
“总督阁下。”
他的声音发干，“广州急电。一小时前，陈树坤举行空前阅兵，情报估算，兵力超三十万。”
皮埃尔挑眉，抿了口红酒，嘴角扯出轻蔑的笑纹。
“三十万？”
嗤笑撞在书房墙壁上，“让-克劳德，你信？广东军阀十天凑三十万？不过是黄种人惯用的虚张声势。”
“农民套上军装，握根木棍走一圈，就敢号称大军。这种把戏，我在非洲见得太多。”
电报被随手扔在桌面，滑出半米远，纸角蹭着红木，发出轻响。
“通知《印度支那邮报》。”
他漫不经心吩咐，“写篇讽刺稿，标题就叫《黄种人的军事杂耍》。配滑稽插图，读者爱看。”
让-克劳德僵在原地，嘴唇翕动，最终弯腰捡起电报，轻放在总督手边。
“还有事？”皮埃尔瞥他一眼。
“还有细节，阁下。”
副官的声音更干，“情报显示，这三十万军队……装备精良。有德制装甲车、重炮，还有大量战机。”
“德制装备？”
皮埃尔放声大笑，笑声在空旷书房回荡，“你知道克虏伯150重炮多少钱？八万马克。半履带装甲车三万五千马克。”
“那个军阀连军饷都要靠抢，哪来的钱买这些？”
他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副官，望着夜色里摇曳的棕榈树。
“1900年我去过北京。”
语气裹着殖民优越感，“我见过中国军队。勇敢，但愚蠢。装备是博物馆旧货，战术停在上世纪。只会用人海堆尸。”
“三十万又如何？我的外籍兵团，一上午就能把他们赶回广东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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