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白天秘书报告的一件事：一个姓松尾的老人，在神田区的居酒屋里说，他儿子死了，他拿到了三百日元。
就是这个松尾健一吧。
西园寺拿起笔，在便签上写下一行字：“查询松尾健一家庭情况，如有困难，特批额外补助。”
然后他犹豫了一下，把这行字划掉了。
不能开这个先例。如果给了一个家庭特殊照顾，其他家庭也会要求。而国家没有那么多钱。
他撕掉便签，扔进废纸篓。
窗外传来钟声，午夜了。
西园寺继续工作。他需要在明早的内阁会议前，审阅完所有文件，做出所有决定。
决定哪些人去死，哪些人活下去。
决定这个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
长崎港的清晨，雾很浓。
松本浩二站在码头上，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景象。两个月前，他在这里登上去欧洲的船。现在他回来了，但分队十三个人，只有他一个人回来。
他的左臂吊着绷带——在奥古斯托夫战役最后阶段的防御战中，被弹片划伤的。伤势不重，但足以让他被列为“轻伤员”，随第一批轮换船只回国休养。
实际上，他知道上级让他回来的另一个原因：作为“战斗英雄”，回国宣传。
过去一周，他接受了三次采访，两次授勋仪式（获得了一枚金鵄勋章和一枚德国铁十字勋章），还被安排到陆军学校做了一次报告，讲述“帝国军人在欧洲的英勇战斗”。
他讲了，但隐瞒了大部分真相。他没讲河原的机枪卡弹，没讲小野胸口中弹时的表情，没讲大岛被刺刀捅穿腹部的惨状，没讲山田军曹被压在房梁下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告诉我的女儿，爸爸回不去了。”
他只讲胜利，讲日军的勇敢，讲德国人的赞赏。
而现在，他又站在长崎港。这次不是出发，是……送别？
不，不是送别。是见证。
见证第二批四个师团，十万士兵，登船前往欧洲。
码头上人山人海。士兵、军官、家属、记者、官员，还有好奇的市民。气氛与两个月前截然不同。那时候是压抑、悲伤、困惑。现在是……一种奇怪的亢奋。
军乐队在演奏《陆军进行曲》，节奏明快。记者们挤在警戒线前，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军官们穿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满勋章，对着镜头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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