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明玥坐回桌前,铺开信纸。这一次,她要主动出击,写几封关键的信。一封给廖宝珊,感谢他之前的支持,并“忧心忡忡”地提及地政署的“意外”刁难,暗示这可能影响皇后大道整体商业环境和华商投资信心。
一封给塞缪尔·科恩律师,请教“在遭遇不公正行政拖延时,如何通过法律和合规途径保护投资者权益”,并委婉提及太古置换案可能因此延迟的“风险”。
最后一封,则是给她在汇丰银行的私人客户经理,以咨询“大额资金长期定存与灵活调度方案”为名,隐隐透露出她正在考虑将部分资金暂时转往“更稳定、行政效率更高”的新加坡分行。
这些信,不会直接攻击任何人,但每一封,都会像投入水面的石子,在特定的圈层里,激起不同的涟漪。她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沈明玥不是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她有实力,有耐心,更有在规则内外周旋的能力和决心。
窗外,天色渐晚,华灯初上。皇后大道在暮色中渐渐亮起璀璨的灯火。
沈明玥知道,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刚开始。但这一次,她不再是被动应对,而是布下了一张更大的网,等待着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对手,自己撞进来。
她是沉默的巨兽,蛰伏在深海,只待关键时刻,发出致命一击。而现在,她要先用智慧和手腕,扫清那些烦人的蚊蝇。
沈明玥的策略很快显现出效果。
首先是舆论的涟漪。一九四九年八月,《华侨日报》、《星岛日报》几乎同时刊出短评,议论“近期皇后大道物业交易频生波折,有业主签约后过户遇阻,疑与地政署内部程序有关”,虽未点名,但暗示行政效率低下可能影响投资环境。
紧接着,几位潮籍太平绅士在一次立法局的非正式会议上,“关切地”询问了关于改善营商环境、保障私有产权交易顺畅的问题。压力无声地传导到了港府相关部门。
地政署那位收了郑孝仁好处的帮办坐不住了。他没想到沈明玥的反应如此迅速且老辣,没有直接对抗,而是动用舆论和民间力量施压。
这让他有些骑虎难下,继续卡着不放,风险越来越大;就此罢手,又无法向郑孝仁交代,毕竟那两根“小黄鱼”(金条)已经收了。
与此同时,伊利亚·罗森伯格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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