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奥多琳德的病假在第四天清晨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塞西莉娅女官长在早餐时将调整后的日程表呈递到女皇面前，上面密密麻麻的觐见、会议、签署安排，一如既往，甚至因为病假的积压，显得更加拥挤。
阳光再次透过东窗，将书房切割成明暗相间的几何图块。特奥多琳德换上那身笔挺的普鲁士蓝元帅服，银发束在脑后，脸上已不见了前几日骑马时的鲜活与葡萄园顶的羞愤，只剩下平静
她重新坐回那张象征帝国权力核心的宽大书桌后，拿起笔在堆积如山的文件上一笔一划签下
“TheodolindevonHohenzollern”。
风暴眼看似重回宁静。但风暴本身在柏林这座城市的肌理中，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复杂程度，蔓延、发酵、变异。
克劳德·鲍尔的名字在过去几天里，借助柏林发达的报业和沙龙网络，渗透到了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
他不再仅仅是那篇钢铁巨兽文章的作者，一个昙花一现的御前顾问。他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话题，一个承载着各种想象、揣测、希冀与敌意的集合体。
而来自二十一世纪的克劳德本人则是深谙黑红也是红，流量就是力量的法则。在特奥多琳德病假、他也被变相闲置的这几天，他并没有真的闲着。
他利用那五万马克带来的底气和御前顾问头衔带来的微妙便利，频频出现在柏林几个以信息灵通、观点交锋激烈著称的沙龙和高级咖啡馆。他不像初来时那样仅仅作为观察者，而是开始有选择地参与讨论，发表观点。
他不再谈论钢铁巨兽的具体技术，那太敏感，也容易过早暴露底牌。他转换了战场，笔锋指向了更广阔、也更安全的领域。
一篇署名克劳德·鲍尔的文章出现在《柏林日报》副刊
文章以英国纺织业和德国化工业为例，看似讨论技术管理，却巧妙质疑了现有大工业体系对工人创造性的压抑，隐含了对更灵活、更注重人的因素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呼唤。文章旁征博引，数据扎实，观点新颖，在工程师和实业家圈子引起不小讨论。
另一篇发表在偏自由派的《福斯报》上。文章用充满感染力的笔调，歌颂德意志传统的社区互助精神，同时又强调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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