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困境
社民党是无路可走的
他们高谈议会斗争，但进入议会后迅速官僚化，与资本家妥协，成了体制内温和的反对派
他们许诺用选票改变世界，但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确保容克和资本家永远掌握多数席位
他们成了安全阀，疏导工人的不满，却永远不触及问题的根源。
激进革命的路是断送德国未来。
她读过伦敦公社的记述，看过都灵巷战的报告
她知道工人自制的步枪打不穿法国的坦克，街垒挡不住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
她预见到一场失败的革命会让德国付出怎样的代价
不是解放，是更严酷的镇压；不是进步，是倒退几十年。
更重要的是，如果革命成功了呢？然后呢？谁来管理工厂？如何分配？如何避免新的特权阶层产生？如何应对外国干涉？那些美好的理论，在血与火的考验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她不敢深想。
议会斗争的路，是自欺欺人。
她看透了选举游戏本质是统治阶层的权力再分配。
工人代表进入议会，很快会被体制同化，或者被边缘化。
一切改变都将是缓慢的、有限的、充满妥协的，而工人们的苦难是迫在眉睫的。
而最大的矛盾指向她自己。
她来自一个教授家庭。父亲史比特瓦根教授是柏林大学备受尊敬的学者。
家里有书房，有钢琴，有下午茶。她从小读的是歌德、席勒，学的是法语和钢琴。
若非父亲的开明和早年间的激进思想，她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接触不到那些所谓的危险思想，更不会走上街头。
她是穿着干净裙子的访客，走进工人们拥挤、散发着霉味和煤烟气的家。
她是用理论武装的旁观者，试图分析和解决她从未真正经历过的苦难。
她的觉醒和斗争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奢侈的选择，而工人们的忍耐，却是生存的必须。
她爱的工人阶级是她想象中的、书本上的、理想化的无产阶级
而真实的工人是复杂的、有缺陷的、有时短视的、与她隔着巨大鸿沟的活生生的人
她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如此庞大、精密、无孔不入，它不仅剥削工人的体力，也侵蚀他们的精神，分化他们的团结，甚至将反抗也变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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