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灯亮着。
三百多个记者坐在折叠椅上。长桌上摆满麦克风。摄像机的红灯一直闪。
包有为带着李晔、樊伟和海青从侧门走进去。拉开椅子坐下。
后面有脚步声。蒋文正用英语跟几个外媒记者说话。嗓门很大。
包有为坐在长桌中间。左边李晔，右边海青。樊伟负责推话筒。
主持人用意大利语念完开场白。
包有为把话筒拉近。
第一排，意大利《晚邮报》的记者站起来。直接用意大利语提问。
“包导，拍小偷群体，是不是为了迎合欧洲观众对东方落后的猎奇心理？”
问题很尖锐。旁边的官方翻译刚要拿话筒。
包有为伸手按住翻译的手腕。
“他们偷的不是钱。”包有为直接用意大利语回了过去，“是活下去的权利。老周教孩子偷吃的，是为了不饿死。这种事，欧洲也有。穷人想活命，哪国的逻辑都一样。”
意大利语很流利。发音字正腔圆。
全场记者愣住了。翻译也转头看他。
气氛变了。前排几个意大利记者开始低头记笔记。
《新京报》的记者抢到话筒。
“请问海青老师，片子里夫妻的感情很真实，这种底层浪漫怎么把握？”
海青拿过话筒。她手心全是汗。
“导演把我扔在废品站一个月。”海青按照包有为昨晚给的稿子背，“我看到一对真夫妻，拿捡来的破相框装结婚照。用生锈的锅煮面，还互相让着吃。这不用演，照着做就行。”
法国《电影手册》的记者站起来，问李晔。
“老周这个角色很矛盾，是教唆犯也是父亲。你怎么理解？”
李晔扯了一下领带。
“包导让我去天桥底下感受。”李晔说，“当时有个流浪汉，半个馒头揣怀里馊了都不吃，说要留给走丢的儿子。老周是个人，人被逼急了，善恶就混在一起了。”
岛国NHK记者问樊伟。
“最后那场哭戏，怎么设计的？”
樊伟摸了摸光头。
“那场戏，我想着老婆被抓走，我一个捡破烂的什么都干不了。只能瘫在地上哭。”
套路。全是套路。
包有为坐在中间，喝了口水。
昨天半夜，他把这几个人叫到房间。把外媒常问的十个问题全押了一遍。连怎么停顿、怎么叹气都排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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