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时间上午八点二十，波音总部CEO办公室里，卡尔霍恩把助理标成紧急的邮件投到会议室大屏上，发件人来自启棠法务负责人何明远，关于二十一世纪航空安全与技术保护法对波音在华业务潜在影响的非正式法律评估。
事务副总裁坐在长桌左侧，法务总监坐在右侧，中国区总裁通过视频连线接入，上海那头已经是深夜，会议室背景灯还亮着。
卡尔霍恩拿起遥控器，翻到邮件第二页，屏幕上出现一串数字，超过200架737MAX在华运营，未交付订单约180亿美元，维护、培训、租赁、保险和零部件服务合同合计敞口约330亿美元。
会议室里安静了，政府事务副总裁的笔尖停在纸面上，法务总监低头把邮件重新看了一遍，中国区总裁在视频里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
卡尔霍恩把遥控器放到桌面上：“各位，先看这个。”
法务总监翻开克劳福德法案文本，把第六条投到侧屏，条款里“使用美国空域”和“含美国技术飞机”两组词被黄色标出。
他指着第一组词：“这条逻辑是，只要航司使用美国空域，就要遵守美国单边适航门槛，如果中国采用对等原则，也可以要求在中国空域运营的美国制造飞机接受重新审查”。
政府事务副总裁把手里的铅笔转了一圈：“中国真会这么做吗”。
视频里的中国区总裁开口：“客户已经在问，三大航采购部门昨天都询问法案影响，他们问得很礼貌，但意思很清楚，若美国把C929和长江航发放进法案，中国民航局也可能重新审视737MAX”。
卡尔霍恩看向他：“流程要多久”。
中国区总裁拿起一份内部备忘录：“如果以安全复核名义启动，30天内可以进入行政流程，飞机暂缓交付最快一周内发生，具体机型的运行限制要看监管口径”。
法务总监把邮件第三段放大：“何明远写得很聪明，他避开威胁两个字，只讲对等原则，法律上很干净”。
政府事务副总裁低头快速算了一组数字：“未交付订单180亿，服务和租赁合同约150亿，总敞口330亿，另外还有供应链就业岗位，牵涉华盛顿州和南卡两个大工厂”。
卡尔霍恩站起身，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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