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五，年关的气息被一场夹杂着灰尘和寒意的北风卷得所剩无几。父亲拄着拐杖，在屋里来回踱步的次数比平时多了许多，脸色阴沉得像窗外的天。他手里攥着一个皱巴巴的烟盒，里面只剩最后一支烟，但他没点，只是反复捏着。母亲下班回来，看到他这样，也叹了口气，放下包，低声对刚从学校回来的古民说：“你爸……今天去工地了。”
古民心里一紧。“结算的事？”
母亲点点头，没说话，转身去厨房热饭。古民放下书包，走到父亲身边。“爸，那边……怎么说？”
父亲停下脚步，看向窗外，声音干涩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能怎么说？老一套。哭穷，说甲方没结款，他也没钱。让我们再等等，过了年，开春工程款下来，一定结清。”他猛地转过身，眼睛里有压抑的火，“又是开春！去年受伤的时候也说开春给赔偿，拖到现在，连工资都还欠着一大半！我这条腿……就是为了那点工钱！”
“还差多少？”古民问，声音尽量平稳。
父亲从怀里摸索出一个更皱的小本子，翻开，上面是用铅笔歪歪扭扭记的工天、单价、借款、已结款项。他指给古民看：“从去年三月干到出事前，应发一万四千二。住院前后，工头陆陆续续给了六千五，说是医疗费和一部分工资。剩下的七千七，还有当初说好的伤残补助——按行情，起码得两三万——到现在一个子儿没见。今天去，就说没钱，让等。跟他一起去的几个工友，也是一样的说辞。”
七千七工资，加至少两万伤残补助，合计近三万。这笔钱，是父亲用一条差点废掉的腿和此后无数个疼痛的夜晚换来的，是这个家庭债务、手术费、生活开支的重要指望，也是压在父亲心头最大的一块石头——不仅是钱，更是尊严和一口气。
“工头有打条子吗？关于欠薪和补助的？”古民问。
“条子？”父亲苦笑，“当初就是口头说的。后来出事，闹到医院，他当着医生和工友的面拍胸脯保证，会负责。我也没经验，没让他写。现在……空口无凭。”
“一起去的工友什么态度？”
“能什么态度？骂几句，吵几句，最后还不是散了。有的说明天再去堵他，有的说认倒霉，年前能再要到一点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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