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或者家庭有大额意外支出，都会非常被动。”
林薇似乎对古民迅速计算出月供占比并不意外，她点点头：“我知道压力大。但好的学区房，尤其是一步到位的三房，就是这个价。现在不买，以后可能更买不起，或者学区政策变化，错过窗口期。压力是暂时的，但孩子的教育环境和资产保值是长期的。而且，我们都在金融行业，收入有增长预期。我计划是，未来五年内，我的收入有望再上一个台阶。你们投行，收入增长空间应该更大吧？”
“理论上是的，但也不绝对，看市场和个人发展。而且，高收入往往伴随着高强度和高不确定性。”古民没有回避收入预期的问题，但更关注可行性。“还有一个问题，你提到需要男方家庭提供对等的首付，大概两百万左右。这个条件，对很多家庭来说，包括我家，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门槛。我父母是普通工薪阶层，积蓄有限。”
林薇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似乎对这个回答有所预料。“我理解。但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也是两个家庭的事。资产重组，是婚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认为，在核心资产（比如房产）上，双方家庭能够提供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家庭的实力和对这段婚姻的重视程度，同时也为未来的小家庭奠定了更安全的基础。当然，如果男方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短期内能积累足够首付，或者有其他的优质资产，也可以协商。”
她的话逻辑清晰，甚至可以说理性得近乎冷酷。她把婚姻和家庭，部分地看作是一个资产合并与重组的过程，追求的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风险的最小化。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她作为银行职员、整天与数字和风险打交道的职业思维。
“除了经济和住房，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吗？”古民问，他想了解更全面的图景。
“当然。”林薇调整了一下坐姿，“第三，是关于家庭和子女。我希望婚后两年内要孩子，最好是一儿一女。我需要男方能够充分参与育儿，而不是当甩手掌柜。我可能会休半年产假，之后需要请育儿嫂，或者双方父母轮流帮忙。这部分开支也要提前规划。另外，我希望孩子能接受比较好的教育，除了学区房对应的公立学校，可能还需要考虑一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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