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二年八月初五，承天殿大廷议的详细记录，被礼部誊录官誊抄成两份文书。
一份是皇帝的御前发言，一份是六部尚书及一众文官的反对谏言，两份文书并排张贴在崇文门外的告示墙上，同时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发往天下各府、各州、各县。
告示墙上，左边贴着皇帝的主张。
那是以问答形式整理出来的记录，字迹端正而工整，一笔一划都透着誊录官的认真。
上面写着皇帝如何逐条反驳焦芳的“道术之辨”，反驳张昇的“兼习荒废之说”，反驳王鏊的“财政不足之虑”，反驳屠勋的“风气之变”，反驳曾鉴的“实务与审案之争”，反驳许进的“圣道动摇之忧”。
每一条反驳都清晰有力，像是一把把刀，把文官们的理由逐一切开，露出里面那些站不住脚的缝隙。
右边贴着六部尚书及文官们的谏言，那些话语同样被一字不落地记录在案。
焦芳说“君子之道在通晓大道不在精于一技”，张昇说“蒙童初入学堂兼习百家则荒废四书五经”，王鏊说“加开三科耗费甚巨户部无力承担”。
屠勋说“精于一技为荣则通晓大道为耻”，曾鉴说“读工科农科者出仕后如何审案理政”，许进说“此风一开天下的纲常伦理必然紊乱”。
每一句话都写得清清楚楚，没有删减，没有修饰，保留了文官们在廷议上原本的姿态和措辞。
告示墙前，从张贴的第一天起就围满了人。
最先围上去的是那些住在崇文门附近的士子，他们有的穿着靛蓝色的长衫，有的穿着半旧的青布儒衫，有的手里还攥着刚刚从书铺里买来的新书。
他们挤在告示墙前面，仰着头，一行一行地看过去，像是在读一份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文件。
一个穿着月白色长衫的年轻士子站在人群前排，他看完了左边皇帝的发言，又看完了右边文官的谏言，然后沉默了片刻。
他旁边一个穿着灰布短褂的同窗凑过来，压低声音问了一句：“你觉得谁说得对？”
那月白色长衫的士子没有立刻回答，他皱着眉头，像是在把两边的话都在心里重新过了一遍。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带着一种像是刚从一场漫长的思考中回过神来的迟缓：“皇帝说得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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