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还是陈桂花当年的嫁妆之一。
他往保温杯里倒了半杯热水，拧紧盖子，递给母亲：“您摸摸。”
陈桂花伸手一碰，惊呼出声：“热的！”
“对，现在摸着是热的。您放这儿，明早再摸，还是温的。”
陈桂花像捧着宝贝似的捧着保温杯，看看辣条，看看糖，又看看杯子，嘴巴张了又合，最后只憋出一句：“这得花多少钱啊……”
陈建国不知什么时候也站在了门口。这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脸上同样写满了震惊。
“凡子，”陈建国声音干涩，“这些东西……你从哪儿弄的？”
陈凡早就想好了说辞。
“爹，娘，我跟你们说实话，但你们得信我。”他压低声音，“我今儿个在村后山，碰见个走货的。那人说是从南边来的，带了些稀罕货，着急用钱，就便宜出给我了。”
“走货的？”陈建国眉头紧皱，“投机倒把？”
“爹，现在都1988年了，外头早放开做生意了。”陈凡说，“人家说了，这些东西在城里卖得好，尤其年轻人喜欢。我就是想着……咱能不能也试着卖卖？”
“卖？”陈桂花吓得一哆嗦，“这要是被逮着……”
“咱小心点，不在村里卖。”陈凡声音更低了，“我听说县城有黑市，不，是集市。咱们拿到那儿去，肯定有人要。”
陈建国盯着桌上的东西，又看看儿子，最后问出关键问题：“这些东西……你花了多少钱？”
陈凡伸出三根手指。
“三块？”陈桂花试探。
陈建国摇头：“三十？”
“三毛。”陈凡说。
屋里死一般寂静。
煤油灯的火苗跳跃着，映在父母难以置信的脸上。
“三毛？”陈桂花尖着嗓子重复，“这么多东西，三毛钱？！”
“那个走货的急着用钱，贱卖了。”陈凡脸不红心不跳，“他还说了，要是卖得好，以后还能从他那儿拿货。”
陈建国的手在抖。他走到桌边，拿起一颗糖，剥开，放进嘴里。甜味在口腔化开，他闭上眼睛，半晌，睁开：“这东西……在供销社，这么一颗糖，少说得一分钱，还得要糖票。”
一分钱，听起来不多。但现在是1988年，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也就五六十块。一分钱能买一根油条，能买一小撮盐。
而这包糖有十几颗，还都是这种高级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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