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之民，其害远大于税收之减。”
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数据与道理交织。柴荣沉默听着，手指轻叩扶手。他深知三司官员的顾虑有其现实性，君主的仁慈不能脱离国家机器的运转。但范质、王溥所言亦切中要害，尤其是“失信”二字，分量极重。他内心倾向于维持原议，但需要更有力的理由来平息异议，统一朝堂思想。
柴宗训在一旁静静听着。他明白了，这不是简单的“该减多少”问题，而是仁政理念与行政惯性、长远投资与短期报表、君主信誉与官僚顾虑之间的深层冲突。他的“童言”需要升级，不能重复“让他们先吃饱”的逻辑，而要触及更核心的“信任”与“成本”问题。
争论暂歇，堂内目光聚焦于柴荣，等待圣裁。
这时，柴宗训从小杌子上站了起来。他没有走向中央，而是轻轻走到柴荣的御案侧前方，这个位置让他既能被众人看到，又依旧带着孩童在父亲身边的那种依赖感。他仰起小脸，先看了看那些面色严肃、主张削减优惠的官员，又回头看看柴荣，小脸上没有害怕，只有一种清晰的困惑。
他声音不大，但在一片寂静中格外清晰：“父皇，儿臣……有点不明白。”
柴荣目光转向他：“何处不明？”
柴宗训眨了眨眼，用稚嫩但条理清晰的语气说道：“前几天，李继隆叔叔告诉我，他和兵叔叔们帮百姓修房子、发农具，百姓们都好高兴，说‘皇上说到做到，是真心对我们好’。可是……如果现在告诉他们，‘喂饱你们的肚子、借给你们的锄头’是真的，但‘少收你们五年粮’的话可能要改……他们会不会觉得……父皇之前说的话，也不算数了？”
他直接将“政策反复”与“君主信誉”挂钩，用最直白的孩童语言描述了“失信”可能导致的民众心理变化。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还有……儿臣听曹将军说过，守城池要用很多兵，花钱很多。如果这里的百姓因为不高兴，又乱起来，是不是要派更多的兵叔叔来？是不是要花更多钱打仗？那……那比起现在少收一点粮食，哪个更花钱呀？”他将“安抚成本”与“潜在镇压成本”进行对比，虽然不懂具体数字，但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比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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