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五年（958年）腊月初，东京开封府，枢密院后厅值房。
腊月的开封，雪后初晴，但寒意不减。枢密院后厅的值房内，炭火烧得很旺，将室内烘得暖意融融，却驱不散案头那几叠厚厚的卷宗散发出的、属于战场记录特有的干燥纸张与陈旧墨迹混合的气息。那气息中夹杂着细微的血渍氧化后留下的味道——不是血腥，而是一种如同旧铁器在潮湿空气中长期放置后产生的、淡淡的金属锈蚀味，从那些记录着阵亡将士姓名的纸页边缘，无声地渗透出来。
柴宗训坐在值房最内侧那张专为他临时增设的小案后，面前摊放着三份卷宗。
第一份，是枢密院核定的此番北伐阵亡将士名录。那些名字按照所属部队和籍贯州府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年龄、入伍年限、阵亡地点和遗属状况——有些名字后面只有一行“父母俱亡、无妻无子”的冰冷记录，如同一根根被连根拔起后、在土壤中留下了短暂空洞的桩木，只有在翻开后才能够看到它曾经存在过的位置。
第二份，是户部拟定的阵亡抚恤标准方案。方案中的数据以标准的公文格式列出：普通士卒阵亡，抚恤钱多少贯、粮多少石；队正以上，逐级递增；若遗属中有孤寡老者或年幼子女，可额外申请多少数额的常年补助。那些数字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一道加减都经过了反复核算——但它们没有一道，是以能从那道名录中每一个名字背后的具体家庭状况出发来校准其最终支付额的逻辑来编制的。
第三份，是一叠与前两份完全不同质地的纸页——那是陈贵的人在数日前走访了城郊几处阵亡士卒家庭后，以随笔的形式记录的“遗属实际状况说明”。纸页上的字迹潦草，有些地方甚至被水渍模糊了，但那上面记录的细节，却比前两份正式卷宗中那些整齐的数字，更加真实地呈现着“阵亡”这两个字对一座城市、一个街坊、一户人家的实际意义。有一页上用铅笔写着：“西营张七，阵亡于瓦桥关前哨战。家中唯老母一人，双目近盲，不知子已死，每日倚门等归。邻居不敢告，只说出征未回。问抚恤何人代领——答曰无人可代。”另一页上则记录着：“南城刘大，阵亡。妻已改嫁，留下一女，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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