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作为“知青代表”上台发言时，他整了整身上崭新的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为了这次发言特意借做的），昂首挺胸，步履甚至带着一丝刻意模仿的沉稳，走到了麦克风前。开场白倒也算中规中矩。他代表全区知青（自封的），对慰问团的到来表示“最衷心、最热烈”的欢迎和感谢，然后照本宣科地背诵了一段关于“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扎根黑土地、献身北大荒”的决心书，声音洪亮，抑扬顿挫，乍一听倒也显得慷慨激昂，颇有几分“革命青年”的样子。
然而，几句程式化的套话讲过，他的语调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眼神也从开始的“激动”逐渐转向一种刻意装出来的“深沉”和“忧虑”。他清了清嗓子，声音陡然拔高了一个度，开始了他的“自由发挥”和作死表演：
“……但是！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战友们！在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和知青队伍主流健康向上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带着高度警惕的目光，清醒地看到，在我们队伍内部，也潜藏着一些极个别、不和谐的现象，一些危险的苗头和杂音！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深思和重视！”
这番话，像一块冰冷的石头，猛地投入了原本温度适宜的会场气氛中。台下瞬间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凝滞。许多人都愣住了，交头接耳的细微声响停了下来，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虎川身上，充满了疑惑和不解。主席台上，不少地区领导也皱起了眉头，互相交换着眼神——这发言的走向，跟事先审核过的稿子，好像不太一样？
虎川却将这种突然的安静，错误地理解为自己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他心中一阵得意，更加“义正词严”、情绪饱满地说了下去，声音通过麦克风被放大，在寂静的会堂里回荡：
“有极少数人，他们忘记了上山下乡的根本宗旨，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灵魂！他们打着所谓‘搞活经济’、‘改善生活’的幌子，干的却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他们不安心于光荣而伟大的农业生产劳动，整天挖空心思，琢磨着怎么搞投机倒把，怎么钻政策的空子，怎么牟取个人的私利！”
他的言辞越来越激烈，手指不自觉地敲打着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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