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毕竟浸淫在体制内多年，对某些规则心知肚明。他本能地厌恶那种毫无底线的算计，但内心深处，又未尝不对那种能够翻云覆雨的力量，怀有一种隐秘的、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畏惧乃至一丝扭曲的向往。
正是这种矛盾，让他对女儿的选择感到加倍的焦虑。
“那……那咱们就眼睁睁看着？”李淑芬还不死心，抓住最后一线希望，“要不，豁出这张老脸，咱们再托托人？想办法把秋红调回来？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离开了那个林墨，兴许时间长了，她就能……”
丁明远缓缓地、坚决地摇了摇头，动作里满是无力。
“难。太难了。”他的声音干涩，“上山下乡是最高指示，是国策。没有重大疾病、特殊困难或者过硬的关系和理由，哪能随便回调？咱们这样的人家……”他看了一眼这间虽然整洁却显然并不宽裕的客厅，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再说，你看看丫头这信里的劲头，这心气。就算咱们拼尽全力，真把她的人调回来了，她的心呢？恐怕早就牢牢拴在那个林墨身上，拴在那片白山黑水之间了。强扭的瓜不甜，弄不好，反而伤了父女母女的情分。”
——更何况，以他们这样毫无背景、在运动中还带着“需要改造”帽子的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哪里去找那样“过硬”的关系？就算有，在这风声鹤唳的年月，又有谁肯为了一个知青的“个人问题”，去冒哪怕一丝的风险？
就在丁明远和李淑芬为女儿的“糊涂选择”长吁短叹，陷入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父母对子女“恨铁不成钢”又无力改变的焦虑循环时，另一封同样来自北京的信，正装载着完全不同的信息与温度，穿越广袤而严寒的国土，越过山海关，掠过冰冻的松花江，最终被送到靠山屯，递到了林墨那双骨节分明、带着冻伤痕迹的手中。
寄信人地址写着“东城区西花市大街”，落款是“张丽丽”。
林墨拿着这封薄薄的信，回到何家老宅烧得暖烘烘的炕上。熊哥正拿着磨石打磨一把剥皮刀，丁秋红则在灶台边看着锅里咕嘟的土豆。见林墨神色有异，两人都凑了过来。
“丽丽姐的信。”林墨说着，拆开封口，里面除了信纸，还有几张边缘裁剪得整整齐齐的黑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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