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躺在病床上，脸上缠着纱布，左耳的位置空荡荡的。她看见我穿着警服进来，缩了一下。
“别怕。”我说，“我是来送东西的。”
我把一张纸条放在她床头柜上。
上面写着一行字：你妈在外面等你。
陈思语看了一眼纸条，又看了我一眼。
“你是那个……电视上的警察？”
“嗯。”
“你姐姐……”
“死了。”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的也差点死了。”她说。
“但你还活着。”
她没再说话。我把纸条往她那边推了推，转身走了。
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她叫住了我。
“警察阿姨。”
“嗯？”
“那个把我关起来的人……会坐牢吗？”
“会的。”我说，“我保证。”
她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一个月后，陈国良的案子开庭。
不是什么大法庭，就是区法院的一个普通审判庭。
但来的记者比任何一次大案都多，走廊里挤满了摄像机和录音笔。
陈国良被法警带进来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他。
他瘦了。不是那种“老了自然瘦”的瘦，是那种骨头从里面往外抽空的瘦。头发全白了，不是灰白，是那种没有血色的、像枯草一样的白。他坐在被告席上，背弓着，像一只被踩断脊背的老狗。
他的目光在旁听席上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