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平时乘公交上下班。
工作人员把情况报给属地疾控，又让马昊拨杜国平的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接通后，马昊按下免提，公交车报站声从座机里传出来。
“谁啊？”男人的声音带着明显困意，“我刚下夜班，有事下午再说行不行？”
院感科工作人员走到座机旁，先报了医院和自己的身份：“杜师傅，您昨晚是不是去过急诊CT通道，归还过一只移动氧气瓶？”
“去过，十点多吧。怎么了，氧气瓶有问题？”
“氧气瓶本身没有问题。昨晚相关区域出现传染病风险，需要核您的路线。您现在在哪辆车上，口罩戴好了吗？”
杜国平那边安静了一下，回答时已经清醒许多：“十七路，刚过南河桥。口罩一直戴着。医院是不是查出什么了？”
“具体情况由属地人员跟您解释。您先别挂电话，口罩别摘，也别和旁边的人交谈。”
院感科工作人员的手机仍与属地疾控保持通话。
她把杜国平报出的车次和位置复述过去，对方很快给出接应地点。
她重新对着座机叮嘱杜国平：“下一站从后门下车，下车后留在路边的开阔位置，别进客运站大厅。属地人员会联系您，在人到之前不要再换乘。”
“还有一件事。”她接着问，“昨晚那只氧气瓶，是您一个人送回去的吗？”
“老何跟我一起推的。”杜国平回答得很快，“何建军，跟我一个班，五十一岁。他扶着氧气瓶，我在归还单上签的名字。”
公交报站声再次响起，下一站是城南客运站。
马昊迅速调出空白记录页，把十七路、南河桥和城南客运站逐项填进去，随后翻回瑞程后勤夜班表。
何建军的名字就在杜国平下面，也不在医院汇总名单里。
杜国平已经找到，属地接应人员正在赶往下一站。
何建军的“当前去向”一栏，却还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