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她一个人在村里带着两个孩子，还要下地干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她也很少搭把手。
后来呢？她在村里听到风言风语，说爱国在矿山跟别的女人不清不楚。她气得不行，希望婆婆作为女人能说句公道话。
没想到她竟然安逸，“男人嘛，在外面跑的人，哪有不偷腥的？你当媳妇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闹什么闹？闹大了丢的是谁的脸？还不是你自己的脸？只要她不把女人带回家就行。”
她说这话的时候，态度无所谓，反正爱国是她儿子，做母亲的，儿子犯天大错，都必须要包容。
林凤娇听她如此维护自己的儿子，她的心冷得像掉进了冰窟窿。她终于明白了，在这个家里，她永远是个外人。
她做得再好，付出得再多，在他们眼里都是应该的。可她要是受了委屈，那是她自己活该。
现在呢？
现在转过背来求她了，就说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说什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就用“孙子孙女”来绑架她，就好像她欠了这个家多少似的。
林凤娇的呼吸越来越重，胸口一起一伏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疼得她反而清醒了几分。
“妈，”她开口了，声音冷得像腊月里的北风，“您说得对，我是妇女主任，我承包了地，我是有工资，我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是挣了几个钱。可您别忘了，这些钱是怎么来的？是我一个人起早贪黑，是我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是我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才挣来的！”
她的声音拔高了，眼眶发红，嗓音微微发颤：“爱国在矿山一年到头寄回来几个钱？他寄回来的钱够两个孩子吃饭的吗？够交学费的吗？他连自己都养不活，他拿什么养这个家？这些年来，是谁撑着这个家的？是我！不是你们刘家！是我林凤娇一个人！”
胡秀英的脸色变了变，嘴唇哆嗦了一下，想说什么，可林凤娇没给她机会。
“您现在跟我提‘有难同当’？当初我难的时候，您在哪？我生阳阳大出血，您在哪？爱国在外面找女人的时候，您跟我说什么？您说‘男人偷腥是正常的’，您让我忍着，您让我别闹！现在跟我提一家人？现在跟我提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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