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在念一个神话。
同车的几个年轻商人，起先还笑话老人没见过世面，可车过华州，年轻人也安静了。不是不说话，是看窗外看得出神。
首班车抵达洛阳站时，洛阳的百姓，把站台围了三层。车停稳，车门开，老商人第一个走下车，捧起站台上的黄土，闻了闻，放声大笑：
“两日！两日就从长安到洛阳了！神迹！简直是神迹！”
两日，真的到了。
首班车，五月十六辰时发，十七日午后，抵洛阳。八百里，两日。严格来说，其实不到两日，也就一日半的时间。
《大唐日报》的号外，连夜刊印，通栏的大字，只有一句：
“千里两日，大唐做到了。”
两京线通车之后，修路的速度，彻底放开了。
朝廷把铁路定为“国之大政”，设立铁路司，专司修筑运营。三线并进：洛阳到登州的东段，贞观十一年通车；太原到云州的北段，同年通车；往西的陇右段，贞观十三年，通到了凉州。
修路的钱，户部越掏越顺手，因为路本身，就在生钱。
两京线通车的第二年，仅货运一项，岁入就破了三百万贯；沿线新起的市镇，一座接一座，车站周围，酒肆、货栈、车马行，比着长。登州的渔获，三日前还在海里，如今第三日，就能摆上长安的东市；阴山的煤，从前运不出山，如今顺着铁路，直供长安、洛阳的千家万户。
铁路沿线的百姓，起初是看稀奇，后来，就习惯了。
头一年，乡下人牵着孩子，走十里地，就为看一眼“铁龙”。火车过境，汽笛一响，村口的老槐树下，跪着磕头的老人有的是，说那是“铁龙显圣”。铁路司为这个，专门在沿线立了告示牌，雇了讲解的先生，一村一村地讲：“不是龙，是机器。烧煤的，跟大家坊里的水车，一个理。”
第二年，磕头的少了，扒着道口看热闹的孩子，成了沿线的常景。
第三年，沿线村庄的后生们，开始进城赶火车站的短工，背篓里装着鸡蛋、山货，坐两站车，进城卖，当日的来回。有个县的县令，在年度政绩文书里，写了一句被各州转抄的话：“臣县昔穷，穷在路。今路通，则民之手足通。府库之外，民亦渐富。”
最轰动的一次，是贞观十一年秋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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