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民族的命运焦虑？
他在旅馆的床上躺了一会儿，睡不着。不是不困，是不敢睡。他怕自己一睡着就醒不过来了，明天早上闹钟响了也起不来。他爬起来找了一张纸一支笔，开始列明天要跟杜先生谈的要点。写着写着，眼皮又开始打架了，他使劲掐了自己大腿一下，继续写。
而在南京那边，李来福走后没多久，领导就去了大队长的办公室。不是去告状，是去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顺嘴提了一句。
“校长，李来福今天请假了。我看他那状态不太对，整个人无精打采的，眼睛里全是血丝，脸色也很难看，说话都没力气。我问他是不是累着了，你猜他怎么说？”
大队长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等着下文。领导的表情变了，复杂、微妙、一言难尽，大概是觉得这么说不太好，但不说又觉得更不好。“他说他没事，他是故意的。然后嘿嘿一笑。”领导模仿了那个笑声，虽然学得不太像，但那个意思到了。
大队长端着茶杯，看了领导一眼，然后放下茶杯，摆了摆手。“知道了。”表情没什么变化，语气也没什么变化，看不出在想什么。
领导走后，大队长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拿起桌上的电话摇了一个号。“查一下李来福去哪儿了。”电话那头的人效率很高，没过多久就有了回音，说李来福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人已经在去上海的路上了。
大队长放下电话，靠回椅背上。上海。这小子去上海干什么？他在上海认识的人就那么几个，杜月笙，黄金荣，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他请了假跑到上海去找那两位，精神萎靡，眼袋深重，跟领导说自己是故意的。大队长的嘴角动了一下，看不出是笑还是什么。
“这小子又打算坑人了吧。”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抿了一口。茶不烫了，刚好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