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没见一分钱。”
他重复了一遍，声音越来越大：“三年！一分钱！这抚恤金是给人家孤儿寡母的活命钱！谁的脏手敢往上伸？”
他把手里的铁钳子往地上一掼，铁钳砸在水泥地上弹起来又落下，火花溅了半尺高：“弟兄们，活先撂下，去办公楼！”
二车间的门哗啦一下全开了，工人从车间里涌出来，像开了闸的水，有人手里还拿着扳手，有人脸上的汗都没顾上擦。
与此同时，食堂的胖师傅解了白围裙往案板上一扔，和面的手都没洗，沾着满手的面粉就冲了出去。
锅炉房的、仓库的、后勤的，全都放下了手里的活。
厂区主干道上的人越来越多，灰蓝色的工装像潮水一样往办公楼的方向涌。
办公楼前的小广场已经站满了人，粗略看去至少四五百号。
有人在喊“叫厂长出来”，有人在喊“保卫处的人呢”，有人在高呼“严查硕鼠，绝不姑息”。
一个年轻工人举着拳头喊了一嗓子：“工人兄弟们！咱们工人老大哥流血流汗不流泪！可烈士的儿子流血又流泪！这事不查清楚，咱们谁还有心思干活！”
周围几百号人应声而吼，声浪撞在办公楼的灰墙上又弹回来，震得窗户玻璃嗡嗡颤。
办公楼二层的窗户后面，有几个科室干部探头往下看了一眼，又赶紧缩了回去。
杨厂长的办公室里没有动静，门紧闭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保卫处的几个人站在办公楼门口，手足无措地挡着门，被前排的工人推搡着往后退了两步。
他们也不敢硬拦——哪个保卫干事敢在这时候跟几百号工人对着干？
更大的喧嚣从厂区大门那边涌来了。
轧钢厂的高音喇叭是老式的大功率扩音设备，声音能传出去好几条胡同。
钟国胜在广播里说的话，不但厂区里听得清清楚楚，厂区周围的居民区也听得一清二楚。
交道口、南锣鼓巷、鼓楼东大街——附近的居民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走出家门，汇聚到胡同口。
“是轧钢厂的喇叭吧？烈士的儿子，造孽哟！”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拄着拐杖站在胡同口，一边抹眼泪一边跟旁边的邻居念叨：“我听着那孩子的声音，才十八岁，妈没了，爹是烈士，怎么就没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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