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手中征粮，参照王家庄的老办法，另外开垦荒地，分给那些没有田地的军户百姓，应该可以开辟出一块新的天地。”
戴璟彬道：“许铭兄弟，你说得容易，要开垦荒地，需要多少钱粮？靠近水源的地方，可都有豪强占据。在无河渠之地开垦农田，这投入就大了，所有的水利设施都要重新开挖！”
在南河边上，当地的文人武将不愿意拿出大批的钱粮来兴修水利，对于灌溉不便的地方，他们其实也是大打灌井，投入太大时，他们也一样选择了放弃。
对于普通的军户百姓来说，他们更是有心无力，其实大明一向鼓励开垦荒地，只是垦来的荒地最终又被豪强侵占，而且越来越沉重的税役，又迫使他们放弃耕地，逃荒别处。
产出抵不过投入，造成的结果，就是夏河寨前千户所附近有大片的荒地闲置。却是无人愿意前去开垦。
南河边上，文人武将不愿意拿出钱粮修茸水利，刘衍同样也没有兴趣拿出钱粮来疏睿这些河渠，为这些收不上税粮的田地作无用功。
刘衍说道：“别无他法，只有开垦荒地一条路，投入虽大。只要熬过最初这一关，将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刘衍估计，在离河渠远的地方开垦荒地，只有挖掘砖石深井，各种成本算上，需要二十多两银子，每井可以灌田二十余亩，虽然刘衍可以想出种种办法来节省财力，不过最终的投入还是非常大。
这时候，刘衍便分外想念后世那些红著、土豆等高产耐旱作物，可惜的是，这种高产作物要移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没有适应当地地理气候的相应良种，就算找到这些作物。勉强种植上去，产量也达不到满意的效果。
大明崇祯年间，杨鹤、洪承畴、张彝宪等人治理陕西时，为了干出成绩，张彝宪曾在陕西当地强制推广红薯与白薯，结果却是闹出了民变。事实上，红薯等高产作物一直到清时的乾隆年间，才在中国北方广泛推广，这其中不是官府不尽力，而是种子的问题，红薯的高产种子直到满清中期才培育出来，此时明末是没有的。
刘衍估算今后几十年内，那些的高产耐旱作物，自己都不用想了，不过从大盘堡与王家庄的经验得知，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与规划，让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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