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利之人’，他这就在变法的时机、策略和用人路线上犯了为政者大忌，为以后更加激烈的党争以及新党的愈变愈下埋下了祸根。”
“有理，今人在评论新旧两党之间的是非曲直时，皆以为旧党中多是一君子，而新党中除了王荆公之外尽是一些小人。”陈过廷插言道，“现在想来，王荆公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持，也只好找那些急于上进的新人。可这些人不仅缺乏历练，且把变法作为进身之阶，动机不纯，这些德行败坏、胸怀私心的人来主持变法，已然败了！”
“熙宁变法中正是因为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各级官吏则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与民争利，搞得纷纷扰扰，莫安其居。”赵柽摇首苦笑道，“靠这样的官员去实施新法，新法只能成为他们的又一条生财之道，任凭王荆公有几不畏，也无法改变这种官场陋习。可惜王荆公急于求成，用人不查，错把上下官员都想象成像他一样是为国分忧、为民请命的清官。”
“唉，恩师颢也曾谈起，熙宁年间的党争本来也是其所要避免的，他与王安石虽道不同，但与之论事亦心平气和，荆公也多为之动，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成敌矣！”杨时想想王爷说得不无道理，“其后恩师又言：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屈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
‘王安石变法’在后世也多有争论，这方面的东西赵柽前世也曾看过，知道杨时其实他还有半句他没说，程颐后来反省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现在杨时既然知道了，不管是其碍于面子不肯说，还是不想言其师之过，赵柽也不想让其下不来台，便只是笑笑没有揭他老底！
“既然大家都明白了，本王也不多言。常言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只是希望我们放弃什么新旧之争的老账，取其中有益之处，对民对国有利的都要为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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