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立国的，因此对武将、军人掌权的危险有清醒的认识。再加上五代时期国家被将领所左右的历史经验，所以他立国之后非常重视对武人的限制，确立以以儒立国，重文抑武的国策，立誓言碑：优待文人士大夫，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
因而，宋代的官员主要来源于科举入仕的士人阶层，大批文彦学子通过这个途径，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经过百年的强化，正如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这些士大夫与皇权相结合，共同维持着国家的政治运行，所以士大夫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体现出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最高理想，可以说大宋王朝是士人们撑起了一片天，也造就了历史上‘宋是文人士子的天堂’的传说。
但正是因为士人们的命运也与皇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他们更加忠于皇室，积极上书言事，平判历史，参与政治，有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即使是在仕途受挫，落魄失意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一如既往的关注着国事民情。这是时代环境所唤起的士人阶层欲忠君报国的思想体现，它反映出士大夫在掌握政权之后的一种心态，从追求个人的闻达向关心社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的转换。
虽说看似和谐，可皇权和相权的争斗在百年中从未消失，皇权膨胀必然打压以相权为代表的士人集团为代价，士人集团。而相权的膨胀自然使皇权受限，引起皇族的不满，打压相权。两种权力就是在这种争斗和妥协中蹒跚前行，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而太祖所立誓言‘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便是保持这种平衡的纽带，双方斗的再狠，也不会伤害对方的生命…
“神宗朝，新旧两党相争，本只是义气和理念之争，但新党炮制‘乌台诗案’将旧党苏大学生打入大牢，开启了文字狱的先河；反之元祐更化之后，旧党执政，以牙还牙，罗织了‘车盖亭诗案’，把新党蔡确流放到了岭南，贬死于当地，但先皇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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