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皇帝出手‘报复’他们缘起阻止皇帝亲征，但这也是皇帝登基以来朝中众臣少有的团结一致，而此次也做得确实过了，他们以不作为消极对抗，使政令不通，皇帝的旨意难出京城。在皇帝看来就是相权已经具有遏制皇权的能力，打破了朝中的势力平衡，这是每一个皇帝都不愿看到的……
大宋自建国后，因太祖以士人共治天下使得相权得到了壮大，也让宋朝的士大夫们将此发扬光大，渐渐使之成为制约皇权的金科王律。在教科书中就向士子灌输：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皇帝也就不能独裁。宰相杜范曾对此有过很好的解说：凡废置予夺，(皇帝)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在这种风气下，宋学培养了宋代知识分子的经世理念。宋代士大夫阶层，对上到社稷安危，下到生民利病，无不抱有舍我其谁的主体认识，并把这种主体认识融入到自己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在政治权益方面，知识分子似乎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他们不甘心沦为事务官，因此就要与皇帝争权，制约皇权的壮大。
宋朝士大夫整体意识还表现在他们对朋党的认识上。‘朋党’古已有之，孔子曰：君子群而不党；荀子云：朋党比周，以环至图私为务，是篡臣也。因此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治国指南的君臣们只认为‘小人有党，而君子无党’的观念深入人心，对朋党是又恨又恶，讳莫如深。
入宋后，随着士人们地位的提高，对朋党一概贬斥的传统发生了变化，一些士人提出了‘君子亦有党’的全新见解。对朋党并未一概否定，而是加以分析，指出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区别。这一理论的出现是宋朝士人的朋党观发生了变化，欧阳修更是公然鼓吹朋党的合理性，并以‘尚道’和‘尚利’相加以区别。
随着这种思想的深入，在士大夫们看来，贤明的君主只要能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奴之有术，那么就可以造就理想的政治格局了。所以宋朝的士大夫们在与‘同道’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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