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啊，最近日子过得不怎地，某种意义讲委屈程度不亚于鼓励农民领养猪吧？”
“我不怕受委屈，但要摆事实讲道理，当年公社那帮领导尽管左得出奇，看到猪分到农民家里养得更好，虽然还嘴硬可默默把我的处分撤了，”武英奇道，“怕就怕无视现实，满嘴歪理，你说东他说西越扯越远那类人。”
“明白英奇的意思，所以我说委屈……”
聂华辉仰头望着远处山脉道，“建国后关于京畿四省基础产业有个总体安排，即岱岳种菜、晋西挖煤、冀北打铁、豫西种粮，都是不赚钱的行当但有什么办法？泱泱大国没这些压舱石关键时候顶不住，就拿自然灾害来说，每次京畿四省贡献的物资最多，有钱的出钱？没用，资本市场来个价格飞涨就给你抵销了。指责京畿四省贫穷落后、迈不开腿的人都没想过，并非地方不敢放开粮食和能源价格，而是不能放开！人可以不上网不炒股不看电影，但不能不吃饭不吃菜不取暖，这些真正要命呐。有些事外人不清楚，我们内部要掌控好，宁可自己受些委屈，不能让默默奉献、扛起民族责任的干部群众寒心。”
武英奇笑笑，道：“提到默默奉献的干部，刚才那位年轻县委书记属于敢讲话的——在我们面前当然保守了，他跟前来做课题的京都大学研究生们发牢骚，说象我这样的基层干部干得再好折腾出一身病也就县处级，没根没基的副厅伸长脖子都够不着，你们京都大学毕业留校弄个团委副书记转眼副处，两三年提正处，人比人气死人！”
“说到点子上了！”
聂华辉肃容道，“这就是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的‘干部图什么’的问题，上世纪末改革开放初期价值观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争议焦点，也成为激励的动机，双方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都在拚命努力。但价值观驱动属于脉冲式运动，不可持续，要想实现大国繁荣民族振兴，长时间地、系统性地让基层干部齐心协力促经济，就需要有正确无误的导向并穿插复杂多样的激励机制，使得同志们拧起一股绳来干，否则要么只搞寻租和鲸吞，要么啥都不搞就地躺平，两种模式对国家经济破坏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武英奇深知聂华辉心里已在酝酿第二个五年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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