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纪委不搭界。
但消息传得很快，金融办的人上午刚开完会，下午就有几家地方银行跟着收紧了对中福系的敞口，不是展期，是提前收贷。
何思远把情况报上来时，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沈砚听罢，只说了一句：“总行动了，下面的银行自然坐不住。”
何思远把几份银行反馈的材料放在沈砚桌上。
沈砚随手翻了翻，几家银行的措辞惊人地一致，都说是“根据总行风险管理要求”。
这种一致性，反而说明不是各家的独立判断，有人在统一窗口指导。
沈砚让何思远给金融办回个电话，让他们把本周各家银行对中福系敞口的调整情况做张表，列清楚哪家收了多少、还剩多少、抵押物是什么，金融办的人应得很快，说下班前能交。
但对沈砚来说，真正烦心的不是银行。
而是高育良的事，省委组织部那份“境外关系情况报告”虽然被沙瑞金压着，但机关里的议论已经止不住了。
有人开始绕开正式渠道，用别的由头打听高育良的妻子和孩子。
政法系统内部也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认为高育良是被人害了，另一种则觉得“既然被人盯上，就该主动避嫌”。
高育良自己倒还稳着，该开会开会，该处理文件处理文件。
但沈砚看出他精神头不如前些天了。
电话里的声音还和从前一样，只是偶尔会顿一下，像在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