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
西北，火车站。
站台上灰蒙蒙的。风裹着沙土，打在脸上生疼。
陆衍之站在站台上。
他穿了他最好的那套衣服，深蓝色中山装，扣子扣得一丝不苟。头发用水梳得服帖。皮鞋刷得锃亮，虽然鞋面上已经有好几道磨不掉的旧痕。
他到得太早了。火车还有二十分钟才到。
但他站不住。
从五点钟起就开始在站台上来回走。
东走十步，西走十步，再东走十步。
今年恢复了市场经济，火车站台旁卖茶叶蛋的大婶看了他好几眼："小伙子，你等谁呢？走来走去的。"
"等——"陆衍之张了张嘴，喉咙有点紧，"等我老师。"
"老师？你老师从哪来呀？"
"京城。"
"哟，那远着呢。坐下歇会儿吧，火车还没来呢。"
陆衍之笑了笑，但坐不下来。
他继续走。
三年了。
一千零九十五天。
上一次见周老师，是1976年秋天。他离开京城的那天。
那天下着雨。周老师打着一把黑伞，站在月台上。头发已经花白了。
他对陆衍之说："到了西北好好做。不要着急，不要怕。"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进陆衍之的帆布包里："路上用。别省着。"
他不要扔回去，老师又塞进他口袋里，来回三次，他还是没能拗得过老师。
他上了火车打开，里面是三百块钱。
周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才八十二。
三百块，将近四个月的工资。
陆衍之在火车上哭了一路。
他不明白。
老师明明否定了他的实验。说他"太超前"。但又给了他三百块钱。又亲自送他到火车站。
既不相信他，又舍不得他？
后来他给周老师写了第一封信。信里没有提那三百块钱。只写了到达后的情况：农科站的条件、当地的土壤成分、他的实验计划。
在信最后是一句话——
"老师，我会证明我是对的。"
周老师回信很短："好好做。有困难找我。"
从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给周老师写一封信。每一封都是实验进展。数据。分析。推论。
从来不说西北的条件，但每一封信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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