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酒杯“哐”的一声砸在茶几上，脸色铁青：“余主任！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们军统到底想要什么？要金条？还是要我这栋洋房？开个价吧！”
“张处长，您误会了。站长是体面人，不会夺人所爱。”余则成微微一笑，凑近了几分，压低声音说，“站长只是想跟您借几张，盖有海光寺宪兵司令部钢印的，不记名特别通行证。不多，就要五张。”
“特别通行证？！还要五张？！”张处长失声叫道，险些从沙发上站起来，“余主任，您疯了？现在海光寺管得有多严您不是不知道，那证是用一张少一张，每一张的去向都要向小柴大佐亲自汇报，我要是平白无故给出五张，日本人会要了我的脑袋！”
“日本人要不要您的脑袋我不知道，但要是这份卷宗今晚发往重庆，或者，让海光寺知道您其实在私下里给汪主席的对手留了后路……张处长，您觉得哪边的后果更严重些？”余则成不紧不慢地将档案翻开一页，指了指上面几行铅笔字。
张处长看着那几行字，额头上的冷汗登时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那是他半年前通过黑市渠道，向重庆国民政府某位大员汇款企图购买“战后特赦证”的银行底单副本。这东西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他全家今晚就得进宪兵队的大牢。
“余则成……你们，你们这是敲诈！”张处长咬牙切齿，眼里满是绝望的怨毒。
“张处长，这不叫敲诈，这叫各取所需。”余则成温和地看着他，眼神深不见底，“只要证到手，吴站长保证，您大儿子在重庆会换到一个单人房间，每天有热汤喝。而且，这份档案会永远烂在天津站的机要室里。这对您来说，应该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张处长瘫坐在沙发上，整个人像是被抽了骨头一般，大口喘着粗气。他死死盯着余则成，在这个看着人畜无害、文质彬彬的机要主任身上，他感受到了比那些行动队粗人更可怕的阴狠。
过了许久，张处长才无力地挥了挥手，转头看向壁炉的火光，有些沙哑地说：
“明天下午三点，去法租界的德记药房，掌柜会把东西塞进一盒止咳糖浆里给你。记住，只有五张，多一张都没有！”
“张处长果然是爽快人。”余则成站起身，优雅地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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