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工作组的作用，就是确保这一点。”
“对于那些资源贫乏，能力薄弱的小国呢？”周海平问，“比如塞舌尔这样的岛国，他们能贡献什么？”
“战略位置就是资源。”龙怀安指向印度洋，“塞舌尔是非洲东海岸的枢纽，塞浦路斯则是进驻地中海的基地。”
“他们贡献地理位置，我们贡献发展投资和安全保障，这是一种生态位的互补。”
“真正的挑战在后面。”他顿了顿，“当这个系统扩大到一定规模，内部必然会出现分层：资源提供国，制造加工国，技术研发国，金融服务国，战略节点国……”
“如何确保各层之间的利益分配公平，如何防止中心过度汲取边缘，这才是共同体能否长久的关键。”
周海平记录：“需要提前设计分配机制。”
龙怀安调出一份草案，“共同体内部将建立发展转移支付制度。”
“富裕成员国按GDP比例缴纳基金，用于资助最不发达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和教育。”
“同时，技术转移必须有明确的时间表，和本地化要求，防止技术垄断。”
他望向窗外，夜色中的西贡灯火璀璨。
“我们要建立的，不是一个新帝国。”
“而是一个生命体，每个器官都有功能，每个细胞都有价值，资本，技术，资源在其中循环流动，共同体机构协调但不专制。”
“这个生命体要足够健壮，才能在未来与美西方体系长期竞争。”
“也要足够包容，才能吸引更多国家自愿加入。”
“而今天，”他轻声说，“我们刚刚完成了这个生命体的第一轮器官筛选。”
1987年10月的最后一天，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出现了微妙变化。
《纽约时报》还在批评：“九黎正在建立一种新殖民主义，用经济依赖和安全控制代替直接统治。”
但《金融时报》的评论更现实：“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一种新的国际体系正在南方世界形成。”
“它提供了一条不同于美西方的发展路径：快速工业化+威权治理+集体安全。”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配方极具吸引力。”
在开罗的咖啡馆里，年轻人看着电视上巴林清污行动的报道，议论纷纷：
“这才叫真正的反恐！不像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