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政治风险分析。”猎头递过名片，上面写着“欧亚战略顾问公司”，地址在苏黎世。
“我们在亚洲有一个大客户，需要深入了解欧洲议会内部的政治派系博弈，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流程。”
“为什么找我？”
“你的博士论文《经互会框架下的计划与市场互动模型》是我们见过最精辟的分析之一。而且……”
猎头压低声音。
“我们知道你在85-89年间，实际上负责协调斯塔西对西德经济部的渗透，你建立的波恩经济情报网至今仍被视为经典案例。”
安娜的手颤抖了一下。
这段历史她从未在简历中提及。
“不用担心，我们不是德国检察院。”
猎头微笑。
“我们看重的是能力，不是历史。”
“年薪十二万美元，驻西贡或吉隆坡办公室任选，每年两个月带薪休假，孩子可以入读国际学校。”
“你只需要做你擅长的事：分析情报，预测趋势，撰写报告。”
“如果我拒绝呢？”
“那么你会继续在慕尼黑大学做临时工，时薪二十二马克，两年后合同到期，四十七岁再就业市场上毫无竞争力。”
“而你十六岁的儿子想去加拿大读大学，学费怎么办？”
安娜看着咖啡馆窗外，阳光明媚，人们悠闲地喝着咖啡。
这个繁荣的德国没有她的位置。
“我需要和丈夫商量。”
“当然，但提醒一句：你丈夫，前东德驻日内瓦贸易代表处三等秘书，现在在慕尼黑汽车厂做质检员，他也有机会。”
“我们公司同样需要国际贸易规则专家。”
家庭捆绑式招募。
斯塔西当年也用这招。
一周后，安娜签署了合同。
她的第一个任务：分析欧洲议会内部“亲九黎”和“反九黎”议员的力量对比，并找出可以施加影响的杠杆点。
汉堡港区，破败的公寓楼。
前斯塔西技术侦查局工程师托马斯·莱曼打开门时，以为又是收债人。
他欠了六个月房租，因为安装窃听设备的“自由职业”越来越少。
统一后，西德公司更担心工业间谍，而东德的技能被认为过时且不合法。
但来访者说的是流利德语，带柏林口音。
“莱曼先生，我们知道你87年设计的声波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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