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某个下午。
天冷下来了，朗博恩的田野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花园里的最后几片枯叶挂在枝头，风一吹就簌簌地落。玛丽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现在班纳特先生已经默许她随时进来了，只要她不弄乱他的书桌，不把他的文件碰得到处都是。他大概觉得，让三女儿在书房里消磨时间，总比让她跟基蒂和莉迪亚一起疯跑要好。
她蹲在最角落的那个书架前。
那是她以前没怎么注意过的一格，在最底层，挨着墙，光线照不进去，得把蜡烛凑近了才能看清书名。书脊都旧得发黑了，有些连书名都磨得看不清，像是很久很久没有人碰过。灰尘很厚，她用手指一抹，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
玛丽一本一本抽出来看。
《论人性》。《政府片论》。《自然宗教对话录》。都是些大部头，作者全是男人，名字长得她记不住。她翻了几页，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不是读不懂，是读不下去。每一个句子都在告诉她，这个世界是男人写的，为男人写的，关于男人的。
然后她的手指碰到一本薄薄的、装订朴素的书。
比别的书都薄，只有一小半的厚度。封面是深棕色的，没有花纹，没有装饰，朴素得像是不配和那些大部头摆在一起。书脊上的字几乎看不清了，只有烫金的痕迹还隐约留着，在烛光下泛着黯淡的光。
她把书抽出来，凑到蜡烛前，眯着眼睛辨认。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为女权辩护》。
玛丽的手指顿住了。
她认得这个名字。
上辈子，她在某篇公众号文章里读到过。那是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作者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十八世纪的英国女人，写这本书的时候——
她翻开扉页，看了一眼出版年份。
1792年。
那是在……很久以前。比她出生的这个时代还要早。比班纳特先生出生还要早。那时候法国大革命刚刚爆发，路易十六还没上断头台，整个欧洲都在动荡，人们在高呼“自由、平等、博爱”，却没有人想起那另一半人口。
一个英国女人，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动荡里，独自坐下來，铺开纸，提起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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