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开一张纸。
玛丽拿着那封信，在书房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阳光从斜照变成直射，又从直射慢慢偏西，落在她面前的桌上，落在那个拆开的信封上，落在那张五十英镑的支票上。
她没有动。
她在想事情。
想两个月前，父亲带着两卷手稿去伦敦的那些日子。想她坐在客厅里数着心跳等消息的样子。想父亲回来时，从皮包里取出那份合同，递给她的时候。
那时候，埃杰顿先生根本不知道她是谁。
那时候，他只是个柯曾街上的小出版商，一间破破烂烂的铺子，一个愿意赌一把的普通人。蓓尔美尔街上那些大出版社看不上她的稿子，舰队街那些只认法律书的印刷作坊，只有他——只有他愿意停下来，翻开那些纸，一页一页地读下去。
他读完了。
然后他说：“这书能卖。”
她想起父亲转述的那句话：“一半是自信，一半是想让更多人看到他的书。”
那是她的话。
他记住了。
现在，两个月过去了。五千个人读过了她的书。五十英镑的支票躺在她手心里。他在深夜里给她写信，请求她留下来。
一成半。
独家协议。
玛丽把那张支票拿起来，又看了一眼。
五十英镑。
够简买一辈子的诗集。够伊丽莎白买一屋子的新书。够基蒂和莉迪亚每人十条新裙子，还能剩下不少。够她再也不需要担心“嫁不出去怎么办”——虽然班纳特太太肯定还是会继续念叨，但那些话，已经伤不到她了。
可是——
她把支票放下，拿起那封信，又读了一遍。
“当初您的稿子无人问津时，是我签下了它们。当初您坚持要分成、不要保底时，是我点了头。当初所有人都不相信一个新作者的侦探小说能卖出去时，是我印了那一千套。”
她读到这里，停住了。
她想起那个画面。
父亲站在那间小小的铺子里，把两卷手稿放在柜台上。埃杰顿先生翻开第一页，慢慢地看着，偶尔停下来，把某一页折一个角。看完之后，他抬起头，说：“这书能卖。”
他不是在赌。
他是真的觉得，这书能卖。
她忽然笑了一下。
那些蓓尔美尔街上的大出版商，现在怕是肠子都悔青了。他们也许会拿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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