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写信来骂他。说他在替王储做宣传，说他是“被收买的笔杆子”。他把那些信看完，折好，放进抽屉里，没有回。也有人写信来夸他。
说他的文章让人看见了那些被遗忘的人，说他的笔“像一盏灯，照进了那些黑暗的角落”。他把那些信也折好，放进同一个抽屉里。
他继续跑。跑学校，跑济贫院，跑那些被王储的慈善基金资助的地方。每一次去，他都带着那本翻得卷了边的笔记本，和那支削得很短的铅笔。
他记下那些变化——窗台上的花，新换的床单，孩子们脸上慢慢多出来的血色。
他记下那些没有变的东西——那些老人的眼神还是那样空，那些病人的咳嗽还是那样重，那些墙角还是那样潮湿。
他把这些都写下来，好的，不好的，全都写。不是因为他公正，是因为他相信，只有把不好的也写出来，那些好才能真正留下来。
有一天，他又去了那间济贫院。
克劳福德站在门口等他。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黑色外套，还是那条边角起毛的领巾。可他的脸上多了一点什么——不是笑，是那种绷了太久、忽然松了一点下来的东西。
“萨瑟兰先生，您又来了。”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平，可底下有什么不一样了。
杰克点点头。“又来了。”
克劳福德领着他往里走。走廊还是那样窄，地板还是那样咯吱咯吱响，可墙上那些渗水的痕迹不见了。刷了一层新白灰，不算均匀，可白了许多。
窗户上的旧报纸也撕掉了，换成了玻璃——不算顶好的玻璃，有几块还带着气泡，可阳光能透进来了，照在地上，亮堂堂的。
杰克停下来，指着那扇窗户。“什么时候换的？”
克劳福德想了想。“上个月。王储殿下派人来修的。说孩子们读书，不能没有光。”
杰克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窗户换了。阳光能照进来了。”
他继续往里走。走廊尽头那间大屋子，还是那些女人，还是那些纺线和针线。可她们干活的时间短了。
不是从早干到晚，是上午干一阵，下午干一阵，中间有休息。休息的时候，她们可以到院子里走走，晒晒太阳，或者在长椅上坐一会儿。
一个老妇人坐在长椅上，手里没有拿着麻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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