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信了。
我后来去了一个普通的工厂，当了一名普通的会计。
我爸那个机械厂厂长的位置在我毕业那年换了人，我妈妈也从妇联退了下来。
那些年靠着父亲的职位得到的一切优待，在父亲退休以后自然而然地退了回去，像退潮后露出的沙滩，什么浪花都没留下。
我每天坐在财务科的办公桌前对着账本拨算盘，偶尔会想起很久以前在友谊商店买外国巧克力的日子。
那盒巧克力被叶小小拒绝以后，我再也没有买过。
不是不想买，是不敢再想起那天。
打开箱子翻到最底层压着一本毕业照，照片上我站在最后一排最边上，笑容僵硬，眼睛不知道该往哪里看。
目光越过一排排肩膀落在第一排中间那个背影上，定了几秒，合上了相册。
我把相册塞回箱子最底层，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抿了一小口。
转头看见五斗橱上立着的那面小圆镜里浮出一张脸，二十八岁的脸，眼角已经爬上了细纹，嘴角往下撇着，法令纹很深，像一条干涸的河道刻在那里擦不掉。
我想笑一下试试，弯了弯嘴角，比哭还难看。
索性放下镜子不看了，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窗外是一条灰扑扑的胡同，对面人家的屋檐下挂着一排鸟笼，画眉在笼子里跳来跳去叫得正欢。
远处有人骑着自行车从巷口经过，“叮铃铃”按了两下铃铛。
巷子尽头有一棵槐树，树干很粗，树冠很大，把半条巷子都罩在荫凉里。
我看着那棵槐树觉得眼熟，恍惚了一下才想起来，京大门口也有一棵槐树。
我收回目光，关上窗户，把那棵槐树关在了外面，然后拿起桌上的算盘，继续拨那些永远拨不完的数字。
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说着她听不清也听不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