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州无从收复，渭州之围亦无解期。两线之困毫厘未改，失此良机，方为最大之患。"
王黼适时出言调和："陛下，臣以为可先遣人与夏使接洽，示以谈判之意，稳住其心。割镇戎军一事，可议；增岁赐之数，亦可议。和谈之道，本在彼此进退之间。不必遽然应允，亦不必遽然回绝。一面谈，一面候种师道之复，两不相误。"
张邦昌立于班末，至此方才出列。
他晋位副相日浅，于崇政殿中资历最薄，言辞亦最为审慎。拱手施礼后，斟酌片刻，方道："诸位相公所言，各有其理。议和乃社稷之福，割地乃军国之重，二者皆不可轻率。臣愚见，不妨先纳西夏之善意，开谈判之局，同时飞递种师道征询边情。镇戎军之割否，岁赐之增减，俟谈判深入、边将意见皆至，再行定夺，亦未为晚。"
此言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然细品之下，实无一字可为定论。
赵佶听罢群臣之议，久未言语。
他心中实已动摇。西夏所开条件，于他看来确实不差——延安、庆州全境归还，五十万两豁免，不罪己，不交人，足以保全朝廷体面。割镇戎军一事，他虽不舍，然未尝不可谈判。至于岁赐增三万两，于大宋岁入而言，不过九牛一毛。
他甚至在暗自盘算——若以现下条件为基，再与西夏讨价还价，将割镇戎军一条设法抹去，纵使岁赐再多添三万、五万，乃至七万两，亦非不可。钱可出，地不可割。
赵佶正欲开口表态——
殿角忽传一语。
"陛下，西夏人有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