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之前有过好几次合作。”
她又翻了一页：“威克子爵的女儿在伦敦大学学院（UCL）旁听过课程，因为拿不到学位证书只能结业。子爵本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不是女权主义者，但他是一个父亲——一个不甘心自己女儿被规则卡在门外的父亲。布朗小姐去年跟他女儿通过信，也许他会提供一些帮助。”
布朗女士在旁边连连点头，从文件袋里抽出几封信札，快速翻找了一下，抽出一封装在淡蓝色信封里的信：“这是威克小姐上个月的来信，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她父亲在上议院帮忙的。她最近身体好些了，愿意出来见人。”
“还有查尔顿·西斯，”霍顿女士翻到第三页，“伦敦非国教教徒的领袖之一。他在报刊中公开批评过牛津和剑桥的宗教壁垒。如果能让他从教会的角度为女性学位发声，保守派的舆论压力至少会被抵消掉一部分。”
伊迪斯一边听一边记，霍顿女士完全是一位游刃有余的老将。
“霍顿女士，”她把笔放下，“您对政治游说这件事，比我以为的熟悉得多。”
“从朗伯恩辞职之后，我花了大半时间在议会走廊里等人——等议员们开完会，等他们有五分钟时间听我说一句话。起初他们连站都不愿意站住。后来有了请愿书，有了两千个签名，他们开始愿意站住了。后来《泰晤士报》登了女性高等考试的及格率数据，他们开始愿意坐下来。”
霍顿女士镜片后面的目光既锋利又疲惫，“你要明白，政治不是靠一封慷慨激昂的公开信就能改变的，靠的是每一次让对手觉得拒绝比答应更麻烦的时刻。”
“这也算是我们这几年积累的全部家当，”布朗女士说，“议员名单、贵族关系网、非国教教会的联系人、还有几家愿意报道女性教育的报纸编辑。”
“霍顿女士，布朗女士，说实话，在今天之前，我对这件事的想象还是太简单了。”伊迪斯说。
“孩子，要知道你今年才十六岁，甚至还没过十六岁的生日，你已经想得够多了。”霍顿女士对伊迪斯温和地说。
私下里，霍顿女士和布朗女士时常提起伊迪斯这位学生。
她是一位天才，足以令所有教过她的老师时常感到骄傲和荣幸。
“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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